秦观(1049-1100)，早年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别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江苏省高邮市人。他少时聪颖，博览群书，抱负远大，纵游湖州、杭州、润州(今镇江)各地。熙宁元年(1068)，他21岁，因目睹人民遭受水灾的惨状，创作了《浮山堰赋》、《郭子仪单骑见虏赋》。

　　熙宁十年，苏轼自密州移知徐州，秦观前往拜谒，写诗道：“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学士》)。次年，他应苏轼之请写了一篇《黄楼赋》，苏轼称赞他“有屈、宋才”。在此期间，秦观与苏轼同游戊烯、吴江、湖州、会稽各地，结下了友谊。在苏轼的劝说下，秦观开始发奋读书，积极准备参加科考;可是命运不济，两度应考均名落孙山。苏轼为之抱屈，并做诗写信予以劝勉。

　　元丰七年(1084)，苏轼路经江宁时，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才学，后又致书曰：“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王安石也赞许秦观的诗歌“清新似鲍、谢”在两位文坛前辈的鼓励、称许下，秦观决心再度赴京应试，并于次年登第，结束了举子的生涯。考取进士后，秦观初任定海主簿，转蔡州教授。元祐七年，苏轼自扬州召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秦观迁国史院编修，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时供职史馆，人称“苏门四学士”。京城任职的数年里，秦观得与师友时相过从。

　　哲宗元祐年间，操持朝政的多为旧党人士，但其内部派别斗争却异常激烈。蜀党领袖苏轼及其“苏门四学士”，均能够出以公心，根据民生疾苦和国家利益，针对新、旧两党的主张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秦观先后向朝廷进策论30篇，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改革方略，对王安石变法作了中肯的论析，认为新法是救国济民的良策，只是执法者矫枉过正，以致产生了一些流弊。他也不同意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认为那也是因噎废食之举。这些观点在党同伐异的激烈政治形势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由于秦观与苏轼关系密切，他更无法逃脱派别门户之间的中伤和攻讦。

　　绍圣元年(1094)，新党人士章棹、蔡京上台，苏轼、秦观等人一同遭贬。此后，秦观又先后被移送到横州、雷州编管，不断地遭受削职、除名。元符二年(1099)岁暮，他身处雷州，自做《挽词》。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政坛局势变动，迁臣多被召回。秦观也复命宣德郎，放还横州。至滕州，已经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