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有关秦观的《虞美人》，下面是小编收集的《虞美人·碧桃天上栽和露》原文译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虞美人

　　朝代：宋代

　　作者：秦观

　　原文：

　　陌头柳色春将半。枝上莺声唤。客游晓日绮罗稠。紫陌东风弦管、咽朱楼。

　　少年抚景渐虚过。终日看花坐。独愁不见玉人留。洞府空教燕子、占风流。

　　《虞美人·碧桃天上栽和露》

　　秦观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数。乱山深处水萦回，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

　　轻寒细雨情何限!不道春难管。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

　　虞美人翻译：

　　天上碧桃露滋养，不同俗卉与凡花。乱山之中，萦水之畔，可惜一支如画为谁开?

　　清寒细雨显柔情，怎奈春光短暂，美景将逝。为君酣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分人断肠。

　　虞美人字词解释：

　　①碧桃：一种观赏桃花。此指仙桃，借以赞颂主人的宠姬碧桃。

　　②数：辈。

　　③萦(yíng)回：盘转回旋。

　　④不道：不奈，不堪。这里“春”为双关语，既指喻作者对碧桃的赏爱，也寓有碧桃春心萌动，又难以表述之意。

　　⑤君：指花，也指双方。

　　虞美人背景：

　　秦观于元丰八年(1085年)考中进士，初为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引荐为太学博士，后迁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元年宋哲宗亲政后(1094年)“新党”执政，“旧党”多人遭罢黜。秦观出杭州通判。在京城几年间，曾经有一位大官大摆宴席，将秦观也请去了。秦观在这些达官显贵中，卓然不群，别有一种绝世风姿。大官的一个宠姬碧桃频频向秦观劝酒，秦观都一饮而尽，毫不推辞。碧桃的倾慕之情已有所流露。当秦观也为她斟酒时，那位大官慌忙阻止道：“碧桃是不饮酒的。”可是没想到，碧桃竟接过酒杯说：“今天我就为秦学士拼了这一醉了!”举杯一饮而尽。秦观领会这一片深情，但却不能有别的表示，只能当场写下这首《虞美人》。这使得那位高官恼怒万分，并且说：“以后永远不让她出来见客了，满座的人听后，都哈哈大笑起来。

　　虞美人赏析：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数。乱山深处水萦回，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轻寒细雨情何限，不道春难管。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秦观词作鉴赏此词运用新巧别致的比喻手法，表现了怀才不遇、伤春惜别的主题。词人用细腻的笔墨，精心刻绘出完整的形象来作比喻。词的上片写仙桃，下片写美人，以仙桃比喻美人，而美人又是作者寄托身世、用以自况的对象。首句化用晚唐诗人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天上碧桃和露种”句，只是把“种”改为“栽”，并稍易语序。再言“不是凡花数”，以赞美花的仙品，说它象天上和露栽种的碧桃，不是凡花俗卉一般。接下来“乱山深处水萦回，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两句却突作转折，极力一抑，显示这仙品奇葩托身非所。乱山深处，见处地之荒僻，因此，它尽管具有仙品高格，萦回盘绕的溪边显得盈盈如画，却没有人来欣赏。过片“轻寒细雨情何限，不道春难管。”两句，写花暮春的轻寒细雨中动人的情态和词人的惜春的情绪。细雨如烟，轻寒恻恻，这盈盈如画的花显得更加脉脉含情，无奈春天很快就要消逝，想约束也约束不住。花的含情无限之美和青春难驻的命运这里构成无法解决的矛盾。结句“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说的是因为怜惜花的寂寞无人赏，更同情花的青春难驻，便不免生出为花沉醉痛饮，以排遣愁绪的想法。君，这里指花。“只怕”二字一转，又折出新意，说是想到酒醒以后，面对的将是春残花落的情景，岂不更令人肠断?这一转折，将惜花伤春之意更深一层地表达了出来。此词通过仙桃这一美的形象，来寄托作者怀才不遇、美而不被赏识的身世感慨。作者善于利用转折突变的方式表达感情，先充分描写桃的非凡、美丽，下面突然转写它生非其地，强调它的身世悲哀;先写春光多情，让人惬意，然后笔墨一转，叹惜其不由人意。这种转折变化中，造成一种情绪上的迭宕起落，收到了百转千回、凄咽恻断的艺术效果。

　　秦观文学贡献

　　秦观诗文亦为北宋一大家。明胡应麟于《诗薮杂编》卷五言：“秦少游当时自以诗文重，今被乐府家推做渠帅，世遂寡称。”秦观诗感情深厚，意境悠远，风格独特，在两宋诗坛自成一家。散文以政论、哲理散文、游记、小品文最为出色。其策论文笔犀利，说理透彻，引古征今，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黄庭坚认为秦观诗只是尽情挥洒胸臆，专任自然，并未去刻意构想、苦心经营，这点颇类似李白诗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秦观也并非不讲究文辞的细密精致，只是不显出过份人为的痕迹，而别以清畅流丽之态示人而已。他的“诗似小词”，若换用李清照《词论》的话，是“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纵观淮海词，则多为纯情任心之制。所以，冯煦《蒿庵论词》云：“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在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也许，正是在这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秦观词与李白诗歌的主流艺术精神是一致相通的，故也不必过为计较，他们二者在艺术风貌上凄婉绵邈和飘逸豪放的显著差异。

　　不言而喻，秦观词的艺术精神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如今来谈论其主流部分，但却不意味着可以以之总揽全体;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艺术精神的形成到成熟，也经历了他的整个创作生命，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而发展的过程，始终呈动态流动形状。如果将上述者置放于词史、乃至文学史的大视野中来观照，或许便能够更清晰全面地认识其意义与价值取向。

　　秦观在某些特定环境情势，即“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如忆旧、迁谪时制作的这第三种类型的词，已使原来侑饮娱兴、按拍协歌的传统价值归属摒退于很次等，甚或无相关连的幕后位置。而另外却命其担荷起诗歌在古典诗教理论里的代言情志功用，遂成为自我主体心态意绪的特定物化形式，以之满足他叹喟命运悲剧、宣泄人生愁烦的现实精神需要。

　　在这里，秦观径直将个体生命存在的种种缺憾纳入词中，再也无须假助以往闺思离怨之类的惯有模式，或故为饰辞托言以求深隐婉约之姿。对于上端，他一般仅只聊借来增大词的容量与弹性，故得能在保留其主流性的本色风情韵调之际，又平添出若许的沉咽清悠意味，特见空濛隽远之致。因而向来与周邦彦一齐被推许作“词家正宗”，“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沈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陈延焯《白雨斋词话》)。

　　他的这种艺术精神，多曾熏染影响到后来的许多词家，如李清照、姜白石，直到宋末之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皆缘于生平身世国运而寄慨于词，更大程度上朝向诗化的道路认同、复归，乃至逐渐衍变为长短不葺的诗，相互间益愈以辞采意格相高，更加倾注到“娱己”的旨趣。虽然他们出于各自的才情藻思，所作风格面貌多有不同，甚或成为相对独立之支派。但从总体而言，却改造、更新，或者说更大程度上发展、扩张了花间、南唐以来的传统艺术流派，使之不断勃发充溢着生命活力，不至于趋向僵枯沉晦的末路。这其间，秦观的贡献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