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

　　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讲述了姑姑——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在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展示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的同时，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

　　与莫言以往小说更注重历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蛙》更接近历史现实的书写，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生 “姑姑”的一生。“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 “姑姑”继承衣钵，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丧生於“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著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蛙》是一部对中国当代乡村的现实看得很深、思考得很透的作品。“蛙”到底象征著什么呢?那些不断鸣叫、有著旺盛的繁殖能力却又是如此“低贱平常”的生物，承载著莫言的深刻思考。在这些思考的背后，则是对中国现代性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反思——这也是莫言小说的一贯主题。小说的题材有著独特意义和相当的敏感性。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在中国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因为人口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的前提，而控制人口又是后发展现代国家实现艰难的现代转型的无奈但必要之举。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而控制生育，又是人实现理性生存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对於中国这样曾经的半工业化的农业国家，也面临著国际上从“人权”角度而来的种种责难与批评，而在此国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更是由於文化、传统、伦理、政治、权力、金钱等各种因素而变得异常复杂。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计划生育一方面被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步事业”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则成为90年代以来主旋律乡土文学突出乡村基层政治尴尬现状和困境的点缀性情节。於是，被不理解、不支持的农村群众撵得到处跑的“乡镇干部”形象，就在几分黑色幽默的喜剧色彩中，将计划生育政策与人性的****轻松地嫁接为“分享艰难”的主旋律阐释。莫言的《蛙》显然不想漫画化、戏剧性地处理这个题材，也并不是要理论性地探讨、评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