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愤》中“愤”的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这与诗人的人格品质、宋金对峙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下面就一起来作进一步研究吧。

　　《书愤》写于淳熙十三年，是南宋前期的作品，此时南宋政权建立已有60年的历史。南宋文臣武将中的主战派们仍然怀有收复中原、回归故土的强烈愿望。然而南宋皇帝主张妥协退让，投降派在朝廷中占上风，从国势和兵力看，南宋没有收复中原的绝对优势。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南宋有志之士们的内心世界都相当压抑和激愤，作为爱国诗人的陆游，他的内心自然是十分压抑和激愤的，《书愤》一诗便是这种压抑和激愤的产物。

　　“愤”之一――尊严和人格的被侮辱感 皇帝既是一个人，更是一个象征和代表，象征着中原汉民族的最高尊严，也代表着中原汉民族的最大利益。北宋末年，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金国虏禁囚辱而死，这实际上严重的侮辱了中原汉族的群体尊严和汉族文人的个体人格，使南宋有志文人的内心极其压抑和痛苦，激愤难平，“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激愤和压抑感充满了南宋文人的内心世界。

　　“愤”之二――民族利益的被侵犯感 中原大地是块沃土，地处地球的北半球，属于温带气候区，江河流域，土肥水丰，“随便几粒种子入土便会开花结果，长出谷物”，这也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而从未中断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文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原是最好的农耕区，“华夏”即“开花”“发芽”之意，即农耕文明的最好见证。北方金国的少数民族屡屡侵犯中原，其目的实质上是抢夺中原农耕区，这对于中原汉族的生存区域和生存依据构成了威胁和侵犯。失掉中原农业区的南宋汉族文人们，内心自然充满着仇恨、压抑、激愤和痛苦。

　　“愤”之三――家园故土沦丧的漂泊感 中原是汉文化的发祥地，也是汉文化长期的中心，中原汉民族不像北方的游牧民族那样“游荡侵扰”，而是在中原大地安居乐业，视中原故土为“社”――把地尊敬为土神，稷――把农作物尊崇为谷神，这片大地上埋葬着汉族人的祖先，也寄托着汉族人的未来。中原是汉民族最稳定、最长期、最深情的家。丢失这个故土家园的汉族文人们一定是异常悲愤的。

　　“愤”之四――收复中原的复仇感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与其说建功立业，倒不如说复仇。政权的更迭必然是血流成河的，而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驱逐出某一地理区域，更是惨不忍睹的。多少英雄落难!多少尸骨难收!时过60多年的南宋文人武将们之所以激愤难平，是因为民族仇恨难消。

　　“愤”之五――无力收复中原的无奈感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那么，南宋有没有能力收复中原呢?今天看来，实际上南宋从国力和军事上没有将金少数民族政权驱逐出中原的绝对优势，“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其实陆游在羡慕诸葛亮北伐的同时，更深刻的流露着无法收复中原的无奈情绪。

　　“愤”之六――南宋朝廷中主战派居下风的压抑感

　　天子主和，外交软弱，南宋朝廷自始至终被笼罩在妥协退让的氛围之中，没有收复中原的大气候。作为南宋的有志文人和为数不多的'势单力薄的主战派将领们，感到十分压抑和激愤。

　　《书愤》的主旨是深刻的，是多方面的，“愤”之情是诗人的进步、责任、高尚以及那个扭曲的时代决定的。

　　拓展阅读：陆游《书愤》赏析

　　陆游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雪夜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赏析】

　　这首诗是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春陆游居家乡山阴时所作。陆游时年61岁，这分明是时不待我的年龄，然而诗人被黜，只能赋闲在乡，想那山河破碎，中原未收而“报国欲死无战场”，感于世事多艰，小人误国而“书生无地效孤忠”，于是，诗人郁愤之情便喷薄而出。“书愤”者，抒发胸中郁愤之情也。

　　“国仇未抱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当英雄无用武之地时，他会回到铁马金戈的记忆里去的。想当年，诗人北望中原，收复失地的壮心豪气，有如山涌，何等气魄!诗人何曾想过杀敌报国之路竟会如此艰难?以为我本无私，倾力报国，那么国必成全于我，孰料竟有奸人作梗、破坏以至于屡遭罢黜?诗人开篇一自问，问出多少郁愤?

　　“楼船”二句，写宋兵在东南和西北抗击金兵进犯事，也概括诗人过去游踪所至。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金主完颜亮南侵，宋军在瓜洲一带拒守，后金兵溃退。上句指此。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陆游正在南郑参加王炎军幕事，诗人与王炎积极筹划进兵长安，曾强渡渭水，与金兵在大散关发生遭遇战。下句指此。这两句概括的辉煌的过去恰与“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眼前形成鲜明对比。“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想今日恢复中原之机不再，诗人之心何啻于泣血?从诗艺角度看，这两句诗也足见陆游浩荡诗才。“楼船”(雄伟的战舰)与“夜雪”，“铁马”与“秋风”，意象两两相合，便有两幅开阔、壮盛的战场画卷。意象选取甚为干净、典型。

　　“塞上长城”句，诗人用典明志。南朝时刘宋名将檀道济曾自称为“万里长城”。皇帝要杀他，他说：“自毁汝万里长城。”陆游以此自许，可见其少时之磅礴大气，捍卫国家，扬威边地，舍我其谁?然而，如今呢?诗人壮志未酬的苦闷全悬于一个“空”字。大志落空，奋斗落空，一切落空，而揽镜自照，却是衰鬓先斑，皓首皤皤!两相比照，何等悲怆?再想，这一结局，非我不尽志所致，非我不尽力所致，而是小人误我，世事磨我!我有心，天不予。悲怆便为郁愤。

　　再看尾联。亦用典明志。诸葛坚持北伐，虽“出师未捷身先死”，但终归名满天宇，“长使英雄泪满襟”。千载而下，有谁可与相提并论呢?很明显，诗人用典意在贬斥那朝野上下主降的碌碌小人，表明自己恢复中原之志亦将“名世”。诗人在现实里找不到安慰，便只好将渴求慰藉的灵魂放到未来，这自然是无奈之举。而诗人一腔郁愤也就只好倾泄于这无奈了。

　　回看整首诗歌，但见句句是愤，字字是愤。愤而为诗，诗便尽是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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