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记》读书笔记【一】

　　拿林语堂做结时的话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苏东坡已去，其浩然之正气，必当永存。

　　读完《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后，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去绍兴鲁迅故居看看，我想在他的居所中能更加真切的体会到鲁迅先生当年的想法和他那在民族危机中的苦苦挣扎。

　　鲁迅先生姓周，名樟寿，后改为树人，号豫山，后改为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在绍兴城内周姓望族，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让鲁迅在启蒙的时候先 读历史，而不是四书五经；父亲周伯宜，对鲁迅非常宽厚，允许他读闲书；母亲鲁瑞更是喜 欢他。少年鲁迅便生活在这种颇为繁华而宽厚的环境中读书长大，调皮好斗，有着少年所特 有的骄傲。但祖父却因为一次科场案下狱，父亲也吐血并终于去世，亲戚便不再对鲁迅 家客气，分房子的时候给鲁迅家最差的房子。这种世态炎凉、由繁华转为凄苦的经历很容易 让人想到曹雪芹，另一个在中国的晚期封建社会反儒家的困顿的斗士。后来在广州，青年学 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回答： “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 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 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 是的，鲁迅先生恨，他恨这个社会的黑暗，同时也恨自己的无能。要知道，在绝对强大的 事实面前再有力的个体思想也如萤火与之皓月，变的渺小无比。鲁迅先生就是如此，面对逐 渐衰败、 日渐黑暗的社会， 他多么想用他的力量去改变， 可是现实却给了他多个无情的耳光。

　　读到这， 我仿佛已经不是我， 而是与先生一样的一点萤火， 在深邃的无边的黑暗中苦苦挣扎。 先生从人道主义转向了个人主义，由启蒙的悲观主义，转向了存在的虚无主义。从学生变 成医生，从医生变成文学家从文学家变成革命家。每一次的转变都给了他不小的打击，仿佛 一个健壮的成年人一巴掌轻易拍碎小孩子手中的玩具一样。 先生是不屈的， 身份的多次转换 可以证明；先生也是不甘的，他的文字可以证明。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之所以称之为英雄故事，是因为里面的人物太英雄啦。英雄们的豪情壮志，英雄们的高尚精神使我感受颇深。

　　《鲁迅传记》读书笔记【二】

　　全书着墨于鲁迅的文艺上的革命斗争，并以此勾勒出鲁迅文艺革命的斗争历程。很显然，作者是比较敬佩鲁迅的，因此没涉及过多鲁迅的缺点，即使对于文艺界的论战等，仍是站在他那一边。因此，以下观点只是基于作者文中描述的一些体会，也许不够客观，但我个人觉得差不了多少的。

　　首先说说鲁迅先生的性格以及为人。

　　鲁迅是个性格坚强的人。早年他老爸“不欺负别人但是对别人的欺负予以猛烈还击”，后来老爸病了，他因采药迟到但却不对老师透露家里情况，再后来家境衰落使得他早早担当家里更多的责任，种种的早期行为，对他的今后影响很大。再到后来，在日本求学时面对别人的歧视不惧怕，回国后在教育系统及文艺界的的辗转磨难，都一次次锻炼他那坚强的性格。这种性格在革命工作中是至关重要的，很难想象一个软弱性格的人能担当如此重任，也许他的弟弟周作人是个反面教材。

　　鲁迅是个有独立精神的人。我觉得这跟他的家庭氛围有很大关系，不拘一格的祖父，开明的父母。因此，从很小时候开始，对事物看法就有自己见解。师从章太炎时见解独特不迷信老师权威，留学日本时在视日本为友邦的大环境下对日本野心的准确研判，及至以后在文艺斗争多次坚持自认为观点。

　　鲁迅是个负责任的人。早年家庭由盛转衰让他提早担当照顾家庭的责任，成年后对老母亲悉心赡养，之后对其弟周作人一家尽心照顾，再之后对儿子海婴的照顾，都可以看得出。不必说工作上的尽心尽力，鲁迅先生并没有忽略生活的其他部分，这不得不让人惊叹。而我则认为这跟他精力充沛，能力强有关。没有足够的精力与能力，负这么多的责任是空谈。

　　鲁迅是个革命斗士，但是却在吸收一些革命经验后不愿战友做无谓牺牲。例如在杭州教学时，被学生问及“有辫子好还是没辫子好”时，不加思索答道“无辫子固然好，但是我劝你们还是留着好”。因为他尝试过无辫子带给他工作生活的不便，并且在根据经验觉得不必过多做这些剪辫子的表面革命，应该做多些实在革命。基于这一原则，他创造了壕垒战理论，即用最少的牺牲让敌人付出最大的代价。他曾说过“革命者应善于保存自己，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

　　下面来说说书中提到的一些比较深刻的观点。

　　鲁迅提出过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观点，也就是国人的关于爱国的解读。他认为，国人的爱国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自大的爱国，一种是集体从众的爱国。前者，区别于精神病中的夸大狂，是指在大家都不支持他的观点时，仍能保持自己独立之精神，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而这观点，出发点纯粹是为了国家，即使有失偏颇，也不应过多指责。一个国家有多一些这种人，万幸也。后者，则很大基于从众以及私利，标榜自己爱国。这种爱国，映射出自己的自卑，但是放之于爱国人群中，摇身一变成了“自信”——大家行动观点正确，自己是其中一员，自豪；大家行动观点不正确，自己是其中一员，不单单是自己错误。此种爱国，还是越少越好。

　　联系到此次钓鱼船事件，说得极是。且这种国民性，一直如此，不由得联想起文革。

　　他有提出过一个“拆屋顶”理论，大意是国人都是喜欢调和与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是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都不肯行。这种理论其实很简单，平时砍价就有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大处，个人一直认为，一个社会的舆论肯定需要些激进的人与保守的人，这样社会舆论才会更加接近真实，拆屋顶理论刚好可以支撑这一说法。

　　大概就是这些吧，算是书评，推荐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