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子的悲剧是一个社会悲剧，他的“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善良愿望的最终破灭，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军阀的乱兵、反动政府的侦探、车行老板的强夺，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产物，而生存权利的最终被剥夺，则是下层劳动者无法规避的历史命运。

　　祥子的悲剧又是一个精神悲剧，小说立意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从城市下层劳动者的性格与精神弱点中去探索其悲剧命运的内在原因。首先，祥子的生活理想及其为实现这一理想的行为方式，带有深刻的个体劳动者的思想印记。他对个人的力量、年龄及勤劳忍苦品质的自信，使他无法凭借个人的奋斗无法与强大的社会黑暗势力抗衡这一生活真理。只能成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次，祥子的悲剧性格，善良诚实与现实的压迫，使他无法摆脱与虎妞的婚姻锁链，他的软弱无力决定了他“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祥子的悲剧被深深地植于市民文化的土壤中，他的带着小生产者印痕的人生理想，他不敢正视现实的盲目自信，在一切努力都失败后，他向命运屈服乃至苟且堕落。从深处看，恰恰源于他身上具有的文化根性。祥子虽然从农村走入都市，但生产和生活方式、人生准则及价值观念，依然同传统的农业文化根连枝接，最初表现在他身上的传统美德，如善良、勤劳、侠义、朴实等，以及狭隘、自私、愚昧等负面因素，都是传统农业文化的产物。从最初不敢正视现实的盲目自信，到一切努力都失败以后，又向命运屈服，正是传统文化性格中负面因素不断扩大、恶化的结果。

　　祥子的悲剧还打上了半殖民地畸形发展的都市现代文明的烙印。这种畸形发展的现代都市文化中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伴随祥子的人生历程，也在不断地腐蚀着祥子的灵魂。

　　老舍通过祥子悲剧的描写，完成着他的双重文化批判：既有现代理性审视传统文化，又从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立场出发，批判都市现代文化的弊端。这样，祥子的悲剧性的刻画便被纳入了老舍小说整体的文化批判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