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却具有更长远的历史意义。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着一场亘古未有的巨变。这一巨变，从社会学层面来看，是与大量农民不断涌入城市密切相关的。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或直接或曲折的映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始终忠实地反映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无数的“进城”故事。从鲁迅的《阿Q正传》到茅盾的《子夜》，从夏衍的《包身工》到今天的“打工文学”，从路遥的《人生》到贾平凹的《废都》，尽管具体的内容不同，但它们的主题或故事背景却始终与农民进城这一宏大的社会趋势有着或显或隐的关联。在这些故事中，老舍的《骆驼祥子》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因为只有它不但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会抛入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而且只有它才深入到心理的层面，深刻揭示了进城农民的种种现实境遇与精神危机。

　　20世纪前半期的进城农民，主要由那些因战乱、天灾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挤压所造成的破产者构成，他们以种种分散的方式自发地进入城市，但城市经济的不发达，并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空间，这些人除去一部分为现代工商业吸纳外，大多数只能生活在城市边缘，既不能被成功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更难成为一个真正的、生活安定的市民。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混乱，政治的无序，也使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和救助。就历史的发展来看，这类人的大量存在，既增加了城市生活的混乱，也为社会革命提供了动力。读鲁迅的《阿Q正传》或茅盾的《子夜》，我们均能发现，作品所隐含的有关社会革命必要性、可能性的批判或论证，总是或多或少地与我们这里所说到的破产—进城农民的问题有关。祥子的进城，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凋敝与农民破产的结果，他的悲剧固然是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所决定的，但就中国百余年来历史的发展看，农民进城是一个不可遏止的社会潮流，农村经济的凋敝，农民的破产，固然会迫使他们涌入城市，城乡经济的快速增长，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样会驱使他们离开乡村。1980年代以来的农民自发进城，与发生在20世纪前期的农民自发进城，尽管从根本上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就解决“农民如何市民化”这一问题，以及其间的许多细节来说，历史仍然存在着某种令人惊异的相似。由此观之，祥子的问题，也就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年代、特定环境下的问题，而对它的深入透视，也就具有了更普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