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为尊者讳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在唐代更加盛行，不仅在文化典籍中普遍存在，就是在统治阶级的典章制度中，也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我们研究探讨这种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古代典章制度，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关键词：柳宗元；唐代；避讳

　　避讳，是古代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为了维护君主、尊长的尊严，臣下及后辈说话不能直呼其名，写诗作文不能明书其字，凡遇到与君主、长辈名字相同的字，就用缺笔、改笔的办法加以回避，这就是所谓避讳。

　　谈及避讳，人们大多以唐代柳宗元《捕蛇者说》中“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一句作为典型的例子，说“人风”即“民风”，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而易“民”为“人”。当代大多数古文选本均持此观点。由于《捕蛇者说》建国以来一直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而课文又特意为“人风”加注，以明避讳之意，这种说法就益愈普遍了。唐代讲究避讳，这是毋庸置疑的史实，但柳宗元文中“人风”的运用是否避讳之举，却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不妨先看下面几句话：①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封建论》）②因仰天而呼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天说》）③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天说》）。

　　避讳之风始自周代，到隋唐已经很盛行了。《礼记·曲礼上》：“礼不避嫌名，二名不偏避。”所谓“嫌名”即同音字，如因名“世”而避“事”“士”等；“二名”即以两个字为名的；“偏”即遍。“二名不偏避”的意思是，名字是两个字的，不必两个字都避讳。如孔子的母亲名徵在，孔子在他的著述中“言徵不称在，言在不称徵”（韩愈《避讳》）。到了唐代，避讳已有了法令规定。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武德九年（公元618年）已巳，李世民颁布诏令：“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以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二字不连续者，并不需避。”（《旧唐书·太宗纪》）柳宗元作为封建官吏，著名文学家，对这类史实绝不会一无所知。因此，在其文中出现“民”字或“世”字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柳宗元不仅对唐太宗不避名讳，对高祖、高宗之名同样不讳。如“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鉧小石潭记》），不避高祖李渊的“渊”字；“以司农治事堂，栖之梁木上”（《段太尉逸事状》），不避高宗李治的“治”字。与柳宗元同时代的韩愈，在其文章中，不仅不避先帝之名，即使对到朝皇帝的名字同样不避讳。如“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张中丞后传）），不避顺宗李诵之名；“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祭十二郎文》），不避宪宗李纯之名。如此而已。

　　唐初避讳，法令规定较宽，但当时的避讳之风崇严。唐太宗规定“世民”二字不连续者不需避，连太宗自己也实行了这个规定。然而，贞观年间魏征等撰《隋书》，“世民”二字即使不连续的，却都无不避讳。由于唐代避讳之风甚盛，习俗风尚崇严，虽然诏令规定可以不避，但朝中官吏、骚人墨客仍然避讳。“或避嫌名，或偏讳二名，皆流于小廉曲谨，于义无补。”（吕思勉《隋唐五代史·隋唐五代社会组织·风俗》）“古之讳者，讳其因不讳其字”（同上），即重在口述，不究笔书，所谓临文不讳。自太宗以后，这一律条被打破了，而且愈演愈烈。

　　后唐天成元年（公元926年）六月，明宗下诏：“太宗时臣有世南，官有民部，应文书内所有二字，但不连称，不得回避。”（《旧五代史·唐明宗纪》）但又说，臣下或后辈的名字如果不想与君、长的名字相同，可以自愿更改。虽说要自愿，但又有谁敢不改！据《旧五代史·李涵吕渭传》载：唐德宗（李括ku）时，李涵由御史大夫改任太子少傅，遭到判官吕渭的嫉妒。于是他上书说，李涵的父亲叫少康，现在李涵又做少傅，恐怕于礼不合。宰相崔佑甫也帮腔说，崇尚尊严家讳，是太平之道。李涵于是被改为少卿。其官名中仍有“少”字，吕渭等人却不再上书言事了。其实，吕渭等人所言，本身就有违“不避嫌名”的礼典。这是以避讳为名，趋炎附势，排斥异己，韩愈斥之为“宦官宫妾”之为。

　　避讳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避讳作为统治阶级尊严的象征，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成为奸佞之徒、势力小人曲意逢迎、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的手段和工具，因而为历代忠直耿介之士所鄙弃（韩愈就是其中的代表）。避讳之害对于后世来说，莫过于其所造成的文字混乱，给人们读书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诚如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所言：“历代避讳字，易世未经改正者甚多，有一望可知者，亦有因以滋疑者，宁非以私意乱共用之文字乎？”（《隋唐五代史》）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我们早已摒弃了避讳的恶俗劣习，否则，好端端的中华文字不知要混乱到何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