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从不为世人所耻的民歌中汲取营养，凭借其自身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勤奋的艺术实践，在文人诗和民歌中间杀出一条血路，创作出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竹枝词》。

　　可以这样说，中唐诗歌是唐诗发展中继盛唐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诗人名家辈出：韩愈、孟郊一派通过奇思幻想，用僻字造奇韵，打造出一种宏伟奇崛的风格;而白居易、元稹诗派却是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诗风迎得世人的交口称赞;李贺独辟蹊径，新颖诡异、精辟含蓄是他的诗句带给我们的印象。面对上述三大诗派，刘禹锡没有盲目趋同，他从不为世人所耻的民歌中汲取营养，凭借其自身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勤奋的艺术实践，在文人诗和民歌中间杀出一条血路，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最终成为与韩孟派、元白派、李贺派相抗衡的一支异军。

　　如果说夔州三年是刘禹锡民歌体乐府诗的收获期的话，那么朗州、连州的岁月则是他重要的奠基期。朗州位于沅湘之滨，民歌相当盛行，历经千年未见衰弱，虽然当地竹枝“词语尘下，音韵鄙俚”，但其内容清新，格调激扬，旋律轻快，这一切吸引了正处于探求中诗人的目光。在博采众收的基础上，他开始尝试民歌体乐府诗的创作。写于这时期的《采菱行》初步显示了作者学习民歌的成效，他在《采菱行》的序中写道：

　　“武陵素嗜芰菱。岁秋矣，有女郎盛游于白马湖，薄言采之，归以御客。古有采菱曲，罕传其词，故赋之以佾采诗者。”刘禹锡写的《竹枝词》共两组。一组是九首，另一组为二首，合起来正好十一首，篇篇都是佳作。

　　《竹枝词》的内容特色在于它鲜明的地域性和民俗性。刘禹锡是幸运的,他以其敏锐的思辨能力,致力于描写巴蜀下层人民的劳动场景、巴蜀风情与民俗，不仅形式上具有创新意义，而且在取材也有新颖独到之处，从而使诗歌在反映社会现实和表现生活水平的广度与深度上有所突破。也许我们能够这样说，从陶渊明之后，唯有他能将下层劳动人民平凡的春种秋收作为乐于驾驭的题材。读着他的《竹枝词》，恍如自己已身临巴蜀山水之间。在此，诗人尤其擅长对生活中的某个场面进行描写，从而将一幅幅西南少数民族人民劳动的画面展示出来。如《竹枝词九首》之九：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这里，诗人以“银钏金钗”来代妇女，“长刀短笠”来代劳作中的男子，生动形象，也反映了当地的人情、服饰等特征，从而赋予全诗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烈的异乡情调。其中的“烧畲”场面尤其值得我们去仔细回味，刘禹锡在另一首叫《畲田行》的诗中具体细致地描绘了巴蜀人民的这种刀耕火种的生产情景。

　　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

　　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

　　惊麏走且顾，群雉声咿喔。

　　红焰远成霞，轻煤飞入郭。

　　风引上高岑，猎猎度青林。

　　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复起。

　　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

　　夜色不见山，孤明星汉间。

　　如星复如月，俱逐晓风灭。

　　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热。

　　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孽。

　　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

　　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

　　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金。

　　红艳成霞、鬼惊蛟骇、火光明灭、如星如月。多壮观的一幅烧山开荒劳动场景。刘禹锡只用区区二十几个字，便将当时巴蜀人民的生产情况在诗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身为夔州刺史，他能主动深入山区，了解当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使自己的诗歌创作取得一定的成就，正应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句话。又如《竹枝词九首》之一：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陌上动乡情。

　　“白帝城”在夔州城东，“公孙述据蜀自称白帝，曰白帝城。”《正德夔州府志》“白盐山”则在夔州城东，由于“色若白盐”故而得其美名。作者把当地的古迹、名胜顺手拈来放在自己诗中，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其次，《竹枝词》十一首中，作者在很多方面都将他的笔伸向下层人民细腻的情感世界，他或者从正面描写或者从侧面衬托，把他们的喜怒哀乐表达出来。爱情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将男女间的爱情作为题材写入诗中加以描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是佐证。但像刘禹锡那样能够冲破正统的儒家诗教观念束缚，把笔大胆伸向恋情领域，并情不自禁地在诗中对爱情加以讴歌，细腻而又婉转传达出男女双方在恋爱过程中所经历的欢乐，痛苦以及种种“欲说还休”的微妙心理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他对传统爱情的主题进行了深化。如《竹枝词九首》之四：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里刻画了一个初恋女郎在江边听到请人唱歌时那种乍喜还疑的复杂心情和聪明可爱的性格，刘禹锡抓住眼前“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景物，融入诗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情感，用天气的“晴”与“不晴”来谐对方的“有情”和“无情”，两种本不相干的事物作者此，巧妙地将它们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有机融合的一个艺术整体。整首诗清新、向上、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着生活情趣。诗人在刻画热恋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时，采取一种似露非露，欲吞还吐的抒情方式，表现她们欲喜还忧的特定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在某些吟咏风情的诗中，也将自己的身世之感寄寓其中。在这些诗中，描写的景物所触发出来的情感，笔者认为是诗人自己的情感。如《竹枝词九首》之六、七：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这首诗中，作者有借失意女子的口吻来浇己心中块垒之嫌，刘禹锡由滟滪堆的坚不可摧想人心的见异思迁、喜怒无常之态。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因为爱情失意而由爱生恨的怨妇的内心独白，也可看作是诗人自己由于政治上受打击，远大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所发出来的人生愤慨。诗人宦海为官多年，对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有深刻的体念，他懊恼那些没有廉耻之心、趋炎附势的得志小人对他的排挤，也长恨那些目不识珠、掌握着用人职权的庸人，诗人借诗中抒情主人公之口来为自己鸣内心的不平。

　　刘禹锡的《竹枝词》在当时受人喜欢，晚唐诗人温庭筠是这样来形容刘诗的流传之广的：“京口贵公子，襄阳诸女儿，折花兼踏月，多唱柳郎词。”(温庭筠《秘书刘尚节挽歌词》) 京口和襄阳都非刘禹锡为官之地，可见，他的诗是多么受人喜欢。群众是最好的评论家，他们对刘禹锡诗歌的热爱就是刘禹锡努力向民歌学习的最好奖赏。确实，当时文学唯有和民间诗歌血肉相连地密切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掌握语言的艺术。这也算得上是刘禹锡在《竹枝词》创作中提供给我们的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