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和柳宗元作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因生平交游及难分伯仲的诗文成就而被人以“刘柳”并称。

　　构思是创作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其质量直接关系到文章的优劣。刘熙载《艺概・文概》云:“文以炼神气为上半截事,以炼字炼句为下半截事。”[1]此中“炼神气”即指构思,可见构思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要超过语言的运用。

　　严谨缜密的构思是刘、柳散文创作的共同特点。刘熙载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2]柳宗元的各类文章之所以能够做到“形容尽致”、“牢笼百态”,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严谨缜密的构思。他的论说文往往论证缜密,富于逻辑性。如《桐叶封弟辨》一文,文意有多处转折,纵横捭阖,层层辩驳,层层推进,一段比一段精彩,理路明晰而意味深长,笔无虚言而论证精密,给人以警快锐利之感。柳文还常以奇峭的构思引人入胜,如《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一文便构思别致,失火当然是件坏事,而柳文的标题却冠一“贺”字,大反逻辑规律,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极有意致。文章开篇叙述作者得知王家失火后由惊骇到大喜的心情变化,说:“得杨八书,知足下遇火灾,家无余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然后再解释其中的缘由,原来王氏是富豪子弟,虽然工文章、善小学,但由于家中过于富有,廉洁之士因避嫌纷纷退避三舍,以致牵累其才能的显扬;同时又表明自己虽曾夸赞王氏,但总因其富有而担心自己为人诟病。尔今一把大火,烧尽了王氏财产,反倒让他有显扬才名的机会,因而可喜可贺。文章以奇特巧妙的构思,表现了严肃的主题,反映了当时社会以财论交的不良风气和科场腐败的种种弊病。

　　刘文严谨缜密的构思主要体现在其论说文中,此类文章通常说理详密、论证深入,有些作品完全可与柳文相颉颃,柳有《天说》,刘有《天论》;柳有《非国语》,刘有《因论》。《天论》是刘禹锡论说文中的代表,从中可以见出该类文章的一般特点。该文分上、中、下三篇,是一组思虑精微的哲学论文,全面表述了作者在自然观、天人关系、天命论根源等方面的认识,论证犀利、逻辑严密。作者在论证中时时设问,多有辩驳,将其哲学观点作了透彻的表述。刘禹锡曾自信地与韩愈相比,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3]这里的“笔”指各体散文,“论”专指论说文。王应麟曾讥嘲刘禹锡的这一言论是“不自量” [4]的行为。虽然,刘禹锡可能有点自负,但他只标榜自己的论说文,而不及其他,这不会是偶然的。韩文虽气势雄壮,但刘文严密的逻辑思辨和深刻的理性分析是韩愈所不及的,刘禹锡深知这点,故而会有此说。所以,清人李慈铭就认为刘禹锡“于韩、柳外自成一子。……王厚斋笑其‘不自量’,未为知言。”柳宗元的论说文虽也以构思严密著称,但从刘禹锡作《天论》以补正《天说》一事来看,刘文的构思有时比柳文更为严密。除了论说文,刘禹锡的其他散文的构思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如科技类说明文《机汲记》,此类文章为了符合实用的目的,必须将个个环节交代清楚。文章充分体现出作者在构思上的用心,把繁杂的机械制造安装工艺写得有条不紊,清楚明白。此外,刘禹锡多年的仕宦生涯,让他转徙各地,从而创作了一批厅壁记之类的文章,这类作品常融人事变迁、地理沿革等内容于一篇,文字俭省而法度井然。无论长篇短制皆能巧于构思,严于组织。如《连州刺史厅壁记》一文,既表现了山水风景之美,又达到了实用的目的,在条理分明的叙述中显现出作者的谨严构思。

　　结构也称“文法”,既是文章谋篇布局的方式,又是文章构思的外在显现。如果把语言比作是文章的血肉,结构就是文章的骨骼,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柳文就十分重视谋篇布局。结构上,既有条理清晰、环环相扣的一面,如《封建论》、《天爵论》等论说文,不仅于外在的文字上有连结、转折和呼应,在段与段之间也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段太尉逸事状》等记叙文也是精于剪裁,结构清晰;但同时又具有平中见奇,层见迭出的特色。其山水游记的谋篇布局绝不雷同,结构变化多端,各极其妙。柳文不仅讲究一篇之内的巧妙布局,有时在篇与篇之间也存在独具匠心的结构。如《永州八记》,既各自成篇,又前后连贯。每篇的开头与上篇互相关联,合则似山水长卷,分则为八折屏风。这样巧妙的布局,有利于突出了八处山水各自的特点,避免了重复雷同。结构上的灵活多变,造就了柳文“奇峰异嶂,层见叠出” [5]的特色。

　　相对而言,刘文的结构较少变化。他的论说短文和杂文,如《因论》七篇、《观博》等,都是先叙事后说理,条理是清楚了,但缺乏新意。此外,他的厅壁记、驿路记之类,如《和州刺史厅壁记》、《武陵北亭记》等文,往往依照地理位置逐一写去,似乎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程式。他为友人写过不少集纪,往往是先议后叙。他的碑传文被誉为“饶有史才” [6],但也缺少结构上的变化。当然,刘文在结构上也并非毫无变化。洪迈便指出,刘禹锡的一些表文在结构上存在打破旧套、不依程式的现象。他在《容斋随笔》中说:“郡守谢上表,首必云‘伏奉诰命,授臣某州,已于某月某日到任上讫’。然后入词。独刘梦得数表不然。”[7]《夔州刺史谢上表》即是如此,作者在“授臣某州”之后,即接以长篇自明的文字,最后才说“臣即以今月二日到任上讫”。这些表文能够不依固定的格式规范,打破旧时谢表的俗套,可算是刘文在结构上的闪光点。

　　立意指文章主题思想的构建与表达。柳刘散文在立意上都具有新奇而深刻的特点。柳文往往能从平凡的、人所常见的事物中出人意表地归纳出有意义的主题。比如他的寓言作品,就善于通过日常事务来揭示生活的本质或某种普遍的哲理。他以卓越的见识和敏锐的观察,择取具有社会意义的典型事例,把丰富的现实人生写进寓言之中,透过现象深究本质,寓意深刻而发人深省。如《三戒》中所讽刺的对象,既是现实政敌的化身,又包含了自己无法言说的隐痛。他的山水游记也是如此,永州山水在南方的景色中并无独特之处,但柳宗元能以独具匠心的象征手法,借助平凡无奇的山山水水来表现自己的悲剧命运。其传记散文大多有所寄托,人物的事迹和品格,往往只是感想的触发点,常以类比的方法引申出某种深刻的哲理。

　　刘文在立意上也有相类似的特点,同样善于从生活中归结深刻的道理。其《救沉志》、《观市》等篇,都借题发挥,揭露世间丑行,文短意长。《因论》七篇,往往一事一议,从习见小事中提炼出人生哲理,或将其与治道联系起来,以小见大,表达深刻见解。并且注意发掘客观事物中普遍存在的各种互相对立的矛盾因素,富于辩证思想。如《叹牛》一文,也是借题发挥,通过对牛“用尽身残,功成祸归” [8]的描述,告诫人们应采取一种“执不匮之用而应夫无方” [9]的立身处世之道。作者有感而发,以牛譬人,立意巧妙,说服力很强,令人深受启发。

　　总体而言,刘禹锡和柳宗元都很重视的散文创作的构思立意,从而使他们的文章大都兼具深刻的思想和新颖的结构,达到了形式美与内在美的统一。相较而言,则柳文以结构多变取胜,刘文以构思慎密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