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有感

　　李商隐

　　玉帐牙旗得上游，

　　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

　　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

　　更无鹰隼與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

　　早晚星关雪涕收？

　　鉴赏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在唐文宗授意下密谋诛灭宦官。事败，李、郑先后被杀，连未曾预谋的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等也遭族灭，同时株连者千余人，造成“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惨剧，史称“甘露之变”。事变后，宦官气焰更加嚣张，“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通鉴》）。开成元年（836）二、三月，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两次上表，力辩王涯等无辜被杀，指斥宦官“擅领甲兵，恣行剽劫”，表示要“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并派人揭露宦官仇士良等人的罪行。一时宦官气焰稍有沉没。作者有感于此事和朝廷依然存在的严重局势，写了这首诗。因为不久前已就甘露之变写过《有感二首》，所以本篇题为“重有感”。这种标题，类似无题。

　　首句“玉帐牙旗”，是说刘从谏握有重兵，为一方雄藩。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据有极便利的形势，所以说“得上游”。这句重笔渲染，显示刘的实力雄厚，条件优越，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乱的条件，以逼出下句，点明正意：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作为一方雄藩理应与君主共忧患。（“安危”是偏义复词，这里偏用“危”义。）句中“须”字极见用意，强调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改用“誓”字，就变成纯粹赞赏了。“须”字高屋建瓴，下面的“宜”、“岂有”、“更无”等才字字有根。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东汉初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讨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这里用来指刘从谏上表声讨宦官。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这里用来表达对刘从谏进军平乱的期望。一联中迭用两件性质相类的事，同指一人，本来极易流于堆垛重沓，但由于作者在运用时各有意义上的侧重（分别切上表与进军），角度又不相同（一切已然之事，一切未然之事），再加上在出句与对句中用“已”、“宜”两个虚字衔连相应，这就不仅切合刘从谏虽上表声言“清君侧”，却并未付诸行动的情况，而且将作者对刘既有所赞叹、又有所不满，既有所希望、又不免有些失望的复杂感情准确而细密地表现出来。不说“将次”，而说“宜次”，正透露出作者对刘的“誓以死清君侧”的声言并不抱过于乐观的看法。“宜”字中有鼓励、有敦促，也隐含着轻微的批评和谴责。

　　颈联中用了两个比喻。“蛟龙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制于宦官，失去权力和自由。“鹰隼與（通“举”）高秋”，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将奋起反击宦官。（《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鹰隼之喻用其意。）前者，是根本不应出现的，然而却是已成的事实，所以用“岂有”表达强烈的义愤，和对这种局面的不能容忍；后者，是在“蛟龙失水”的情况下理应出现却竟未出现的局面，所以用“更无（根本没有）”表达深切的忧恨和强烈的失望。纪昀说：“岂有、更无，开合相应。上句言无受制之理，下句解受制之故。”（《李义山诗集辑评》引）这是比较符合作者原意的。与上面的“须共”、“ 宜次”联系起来，还不难体味出其中隐含着对徒有空言而无实际行动、能为“鹰隼”而竟未为“鹰隼”者的不满与失望。

　　末联紧承第六句。正因为“更无鹰隼與高秋”，眼下的京城仍然昼夜人号鬼哭，一片悲惨恐怖气氛。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收复为宦官所占领的宫阙，拭泪欢庆呢？“早晚”，即“多早晚”，系不定之词。两句所表达的是对国家命运忧急如焚的感情。

　　用“有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题目，创自杜甫。

　　李商隐这首诗，不但承继了杜甫关注国家命运的精神和以律体反映时事、抒写政治感慨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风格的沉郁顿挫、用事的严密精切乃至虚字的锤炼照应等方面，都刻意描摹杜律。诗的风格，酷似杜甫的《诸将五首》；它的立意，可能也受到“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昇平”这两句诗的启发。但比起他后期学杜的律诗（如《筹笔驿》、《二月二日》等），他前期的这类作品就不免显得精严厚重有余而纵横变化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