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晚辈和普通人，季先生也令他们感动。北大的司机都愿意为季先生服务。因为“他们接送的大人物，几乎都是不怎么和他们说话的，到了家也是自顾自地走了，只有季先生下了车道谢不说，还要站在门口目送车子驶远”。对于需要帮助的人，季老从来是热心帮助。他的学生回忆道：“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简朴，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季先生往自己的家乡小学寄钱寄书那是常有的事情。就连在家里工作过而已经离开了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季先生都会给予支持。我清楚地记得一张汇款单子上季先生的留言：‘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那件事情是我经手的，所以我的记忆格外清晰。”大哉季老，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都化为真与善凝聚在季老身上，也正是做人做的真，说话才说的真。

　　求真方得真学问，对陈寅恪、傅斯年、沈从文、胡也频、汤用彤以及周作人先生的回忆体现了季羡林的另一面，那是学术造诣上的“真”。“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季先生说，“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海因里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

　　季羡林并不为着单纯地赞扬陈先生，他笔锋一转，写道：“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

　　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字一出来，势必会得罪一批人的，然而，季羡林先生不会在乎，因为他确信自己是在说真话，既然是真话，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对于普通读者，季老引用张元济先生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在谈治学时，季老以亲历之教训告诫后人，“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有了创见写论文，也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洞的废话少说、不说为宜”。关于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季老云：“这种学术骗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于今为烈。我们学坛和文坛上的剽窃大案，时有所闻，我们千万要引为鉴戒。”写来写去，季先生所说的仍然离不开“真话”二字。

　　当一位位大师苍老而坚毅的背影渐渐离我们远去时，一个时代即将结束。忆往昔，我们不禁生出“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慨。然而，于忙碌的工作之余，翻开《真话能走多远》，聆听大师教诲，感悟大师情怀，你会发现有一种温暖叫感动，有一种情感叫崇敬，有一种记忆叫怀念。“周围的群星黯淡无光，而她的光华，铺满了咸的海洋和开着繁花的田野。”那坚信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之光不会黯淡，必将薪火相传，永远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