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林以亮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他那部很有名的著作《〈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译英》，但很多人却不知道林以亮就是香港著名红学家宋淇先生的笔名，我也是在很多年以后才把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宋淇先生是红学前辈，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就发表了一系列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如《新红学的发展方向》、《论大观园》、《论贾宝玉为诸艳之冠》等，每一篇文章都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产生很大影响，据说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基本观点，就来源于宋淇的《论大观园》一文。但宋淇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发表在港、台的报刊上，内地的一般读者很难看到，此次中国书店出版社将宋淇历年来的红学论文结集出版，名曰《红楼梦识要》，我以为这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是对红学事业发展的一个贡献。蔡义江先生在《红楼梦识要》一书的序中，称宋淇是“香港的俞平伯”，这自然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但我认为这个评价并不过分。宋淇先生在香港的学术界的确有很高的地位，特别是在《红楼梦》研究上成就十分突出。他一贯热心推动港、台和海外的红学研究，并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不过在研究《红楼梦》的思路上，宋淇与俞平伯并不完全相同，他似乎更推崇于另一位红学大家王国维。

　　人们通常把红学流派归纳为索隐派、考证派和文学批评派三大派，宋淇无疑是属于文学批评派。他研究《红楼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是小说，因此他十分注重对《红楼梦》的文学成就、艺术特色、人物形象及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研究。比如他论大观园，认为曹雪芹不论将大观园写得如何生动，如何精雕细琢，终究是空中楼阁、纸上园林，因为“作者利用大观园来迁就他创作的企图，包括他的理想，并衬托主要人物的性格，配合故事主线和主题的发展，而不是用大观园来记录作者曾见到过的园林。”他举例说，曹雪芹在大观园的栊翠庵中种了梅花，主要目的是用梅花来衬托妙玉的性格，甚至可以说用梅花来象征妙玉都无不可。至于梅花在南方或在北方，根本不在他考虑之中。根据同样的理由，林黛玉的潇湘馆、李纨的稻香村、薛宝钗的蘅芜院、探春的秋爽斋、宝玉的怡红院，无论是室外的环境还是室内的布置，也都是为了衬托人物的性格。至于说大观园写的那样的真实，使读者在阅读中仿佛自己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能说他必有所本，只能说这是作者创作的成功，所以宋淇认为“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不在北方，也不在南方，而只存在于曹雪芹的方寸之间。这样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　　宋淇十分注意《红楼梦》的文学研究，但他并不否认《红楼梦》及其作者家世考证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比如他就十分注意运用脂批的资料，他还反对采取 120回程高本作为研究《红楼梦》的依据。《红楼梦》的考证的确澄清了许多问题，试想，如果没有前辈学者对曹雪芹及其家世和生活时代有那么深入的研究，我们就不可能对《红楼梦》有更深刻的认识，但宋淇认为，考证虽具有本身的价值，但仍不过是手段，“最终极的目标仍应该是探讨《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和在世界文学史上所占据的地位。”他认为文学的批评更可以使人们认识《红楼梦》的伟大价值，特别是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能使《红楼梦》在世界文坛上堂堂正正地与任何伟大作家一生一世的心血结晶分庭抗礼。宋淇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

　　现代红学已有百年的历史，但红学仍是一门充满了希望和魅力的学问。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百年红学的经验和教训，让《红楼梦》研究沿着一条科学的道路前进。而宋淇先生的《红楼梦识要》一书，则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