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性三品”说
韩愈认为,孟子的性善之论、苟子的性恶之论以及扬雄的性善恶混的理论,都是针对中品之性而阐发的,并没有真正包括上品至善之性和下品至恶之性,因此均有所欠佳。
中国古代的心性理论集中在有关人性善与恶的讨论上,先秦时期的人性理论已经形成了四个主要流派:告子的性无善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到了两汉时期,性无善恶论发展为扬雄的人之性善恶混,性有善有恶论发展为董仲舒、王充的性二品。韩愈主张性二品,所以,人们往往倾向于简单化地判断:“韩愈关于性二品的观念继承了汉代董仲舒和王充的性三品说”。实际上,韩愈“性二品”的人性理论,其实质是孟子的性善论。
一、“性三品”说的内涵
先秦时期提出人性论影响力最大的,也最有权威的莫过于孔子。据论语载“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指人的天赋本性是相近的,因为后天习染不同,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差异。继孔子之后,言人性者越来越多,如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主张性善,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之端的恻隐之心,义之端的羞恶之心,礼之端的辞让之心,智之端的是非之心。而告子则认为性无善无不善或者性可以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者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尧为君而有象。而后,又有荀子的性恶之说,扬雄的性善恶混之说,以及董仲舒的性二品说。
前人对于人性理论的分析,有优点也有不足,韩愈吸收总结前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性二品”说,他以仁、义、礼、智、信为人性的内涵,将人性的本质归结于道德理性,他的理论渊源我们可以看做出白于孟子。
韩愈在《原性》中称“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指的是“五常之性”是与生俱来,是人固有的本性。我们可以这样说,韩愈对儒学发展最重大的贡献,就是选择孟子而不是荀子作为儒学的正统。
二、“性三品”:五常的完备与缺失
如果说,性具五常是将人类的本质属性抽象为先天道德理性的话,那么,性分二品则是将这种抽象的德性具象为具体的人格类型。
“性之品有上中下二:上焉者,善焉而己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己矣。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
上品的“性”类似于孔子所说的“上智”,它是纯善不恶的,因为它上主于仁而下行于礼、义、信、智。这种人天生就完全符合统治阶级所言君子的道德要求。
下品的“性”类似于孔子所说的“下愚”,它是居恶不善的,因为它上逆于仁而下悖于礼、义、信、智。韩愈认为,这些人与生俱来就达不到道德标准,而且因其先天之不足,即使通过教育也得不到很好的升华。
中品的“性”则是居于“上智”与“下愚”之间的,是可善可恶的,因为它虽具仁德,但仍不免有时违逆仁德,且其在下的礼、义、信、智四德也是杂而不纯的。这些人与生俱来就不能完全符合君子的道德标准,虽然他们先天有所不足,但却可以通过后天的教化而达到性之上品,如果缺乏好的教化则会堕落为贼寇。
韩愈认为,孟子的性善之论、苟子的性恶之论以及扬雄的性善恶混的理论,都是针对中品之性而阐发的,并没有真正包括上品至善之性和下品至恶之性,因此均有所欠佳。唯有“性二品”说才是完善、全而的,才可以正确地解决人性善恶的问题。
三、“性”与“情”的相互统一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人性论从来都是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人性论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们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乃至其他思想的理论基础。而韩愈在分析完“性二品”说之后进一步讨论的`关于“性”与“情”的关系,则是韩愈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韩愈认为,人人都有“性”有“情”,“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就是说,“性”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是随着人的生命诞生而产生的;而“情”则是后天形成的,它是人的感官接于物即与客观事物接触之后而产生的。
韩愈指出“情三品”也分为二等,“情”的具体内容包括:喜、怒、哀、惧、哀、恶、欲。上品之情是对七种情感之生发,“动而处其中”,即情感的表达比较适中而合乎理性;中品之情是对七种情感“有所甚,有所亡”,即有些方而表现得太为过分,有些方而则表现得不够充分,但是其动仍然努力合于中道;而下品之情,对情感的生发则是“亡舆甚,直情而行者也”,即多过于不及,且肆情纵欲,不加节制。
每一品中的情和性,都是相互配合的。上品的“情”对应上品的“性”,此时七情虽动,但其动皆合乎中道;中品的“情”对应中品的“性”,此时七情之动或有过、或有不及,但其动仍然努力合乎中道;下品的“情”对应下品的“性”,此时七情发动,多过于不及,且肆情纵欲,不加节制。
“性”与“情”二者密切联系,而且只有两者统一,才能生发出合乎道德的行为。
四、误读“性三品”说
现代学术界对韩愈的“性二品”理论存在两大误会:其一,“性二品”划分的实质是阶级歧视;其二,下品之性不可移易,阻断了人们白新向善之路。
有人把韩愈人性论中的“上品之性”认定为统治阶级,“下品之性”认定为劳动人民,或者说韩愈的上、中、下三品就是指君、臣、民。但事实上,韩愈的《原性》乃至整部韩愈集中,也找不出这样判断的只言片语。恰恰相反,《原性》-文中所列举的下品之人,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劳动人民:“叔鱼之生也,其母视之,知其必以贿死;杨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闻其号也,知必灭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尧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习非不善也,而卒为奸”。叔鱼、杨食我、越椒、管叔、蔡叔毫无疑问都属于贵族,怎么能说韩愈的“下品之性”就一定是指劳动人民?
由六朝的门阀社会到宋代的市民社会,唐代是一个过渡阶段。门阀贵族势力的消退和庶族士民势力的兴起,正好发生在中唐时期。韩愈的家庭并非贵族,他本人作为庶出子弟,更没有可供炫耀的门第资本。韩愈同情出身低微的社会下层人士,他的人性理论选择孟子的人性善论作为根基,正是为了给众生平等提供理论依据。所以说,指责韩愈“性三品”歧视劳动人民,是没有根据的。
另一个误解,人们认为韩愈“性二品”的人格类型化方法会不会过于僵化,从而阻断人们白新向善之路?韩愈确实有过这样的表述:“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韩愈以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为依据,断言人性二品不可移易,似乎确有僵化的危险。但是,韩愈所谓的“不移”,也是有条件的。所谓“不移”就是指“困而不学者”。身陷困境仍然不肯学习,他又怎么可能“移”呢?当然,如果他愿意学习了,他就成为“困而后学”之人,仍然是可以“移”的。
韩愈认为通过后天的伦理道德教育可以使上品之性“就学而愈明”,即教育能使上品之人天生之善性进一步得到发展,行为上更加符合道德规范;而中品人之性属于“可导而上下也”,即可引导向上也能诱使向下,因此教育对于中品之人的改造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对于下品之人也不是不可改造的,通过教育同样可以改善其恶性。人是否能够向善子白新,取决于它自己是否愿意学习。所以说,指责韩愈的“性二品”阻断了人们白新向善之路也是不对的。
韩愈将人类本质属性划分而提出的“性情二品”说,无疑给了后代极大的启迪。他的“性二品”理论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人性的内涵,并以五常的完备与缺失区分人性的存在状态,而他理论的实质是孟子的人性纯善,其价值取向则是众生平等。可以说在当代的思想文化建设中,韩愈的人性学说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着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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