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欠石嘴山市社会福利院原院长陆平昌同志一个很沉重的情，欠得时间太长，联想不久前发生的袁厉害事件，以至每每难以平静。

　　1997年，我在宁夏太西活性炭厂任职。2月中旬的一天，办公室冯主任到我办公室对我说：“看来咱们的车得给石嘴山社会福利院用两天了”。据我所知厂里与社会福利院并无业务往来，问什么理由。

　　老冯对我讲，厂里有一名职工的妻子，1981年12月产下一个男孩取名晁亮，不幸的是这孩子先天性残疾，在医学上称：“先天性双足马蹄撑内翻，马尾神经损伤，先天性尿失禁".因为父亲收入不高，没工作的母亲为攒钱给孩子治病，开始做起捡破烂卖钱的生计。1982年冬季晁亮不满2岁时，母亲沿铁路捡煤时被火车撞亡。此后由父亲带领渐渐长大，因为残疾走路需借助拐杖，不想1990年父亲因触犯法律领刑10年，时年9 岁的晁亮一下子沦为残疾孤儿。

　　为使他生活有着，厂里在代养小晁亮的同时向民政部门求助，1991年2用13日，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民政局与宁夏太西活性炭厂签订了《关于晁亮入市福利院收养有关问题的协议》。主要内容是：太西 活性炭厂按宁民发(86)6号文件规定每用负担生活费32，5元，每年1月和7月交付，不足部分由民政部门负担。孩子成人后就业，太西活性炭厂负责安置，劳动指标，由太西活性厂和民政部门共同出 面申请解决。有关家产，因市福利院无法保管，由太西活性炭厂与晁亮的父亲协商处理。 1991年2月14日，是农历大年三十，午后冒着天上飘下的雪花，老冯用自行车把晁亮送到石嘴山社会福利院，一进去，福利院便为晁亮洗了澡里外换上了新衣服，吃上了热腾腾的饺子，10岁的晁亮就在这个除旧迊新的日子开始了在石嘴山社会福利院6 年的生活。

　　老冯对我讲，福利院的经济状况比较拮据，这些年没有开口向厂里求过什么，惭愧的是我们有时还欠晁亮的生活费，人家偶尔来要钱，我们个别人爱搭不理的，说福利院就差这几个钱，把来人晾在走廊里。这次是晁亮死了，人家用车要去监狱通知晁亮的父亲，然后再去银川火化。我听后震惊难过，还为来厂一年多了竟然不知此事而惭愧，更为福利院的所做而感动，并生出了去福利院看看的想法。

　　当年的福利院远非现在可比，在大武口区西郊的荒凉戈壁中显得有些孤单。在这里我见到了时年57岁的陆平昌院长和37岁的服务股长郑新凤女士，他们向我介绍了晁亮在这里生活时的点滴，让我走入了公益人和慈善工作者的内心，体会到了他们的不易。

　　晁亮到福利院首先面临的就是上学，经多方奔走，被安排到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学入读。可是孩子先天性尿失禁，夏天裤子湿漉漉，冬天外面冻得硬邦邦，孩子受罪，其他同学也有意见，给学校管理增加不少困难。郑新凤冥思很久，每天在晁亮上学前，拿一个避孕套绑在孩子鸡鸡上，前面与一个输液袋连接绑在孩子脚碗上面，输液袋可以拆卸，尿液积满孩子可去厕所倒掉。

　　晁亮好奇，看到同学有个半导体收音机心里喜欢，便偷偷拿走了。老师怀疑是晁亮干的，通知福利院来人商量孩子的管教之事。郑新凤问晁亮，晁亮坚决否认。郑新凤信以为真，便与老师理论起来：凭啥说是我们孩子干的?可毕竟心里不踏实，放学时悄悄跟在晁亮身后，在福利院附近的一处工地，晁亮停下四处看看，从一块水泥板下拿出半导体收音机听起来。郑新凤只能面红耳赤地向老师道歉。

　　尽管采取了种种办法，但是晁亮的情况实在对班级卫生有影响，学生家长意见很太，读到四年级无奈休学，由福利院专人辅导学习。院里每年带晁亮看他父亲两次，让他父亲了解孩子的状况安心服刑。

　　在福利院我见到了晁亮生前与老人们下棋的照片，一个很阳光帅气的孩子。陆院长和郑新凤介绍说，晁亮很聪明懂事，能主动承担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嗓音不错，每次集体活动都少不了他的歌声。附近的小学有时组织学生到福利院慰问联欢，晁亮一副郑智化的模样登场，一首饱含深情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常常把同龄的健康孩子们听得泪流满面。

　　1996年，晁亮迎来了命运里的一次重大转折，当年5月煤炭总医院院长带领专家及主任，到福利院为孤寡老人和孤儿义务体检，认为晁亮的“双足马蹄内翻”可以做矫形手术治愈，对于晁亮这无 疑是个福音。福利院方面感到非常振奋，多次向民政部门申请手术经费获得批准。

　　9月16日晁亮入住到煤炭总院外二科，经过周密准备，10月22日经长达5个半小时的手术，左足矫形成功，97年1月21日取下石膏 ，正准备接着做右足矫形手术，不久便可完全甩掉拐杖时，1月25日晁亮因疑似病毒性痢疾入院治疗，后诊断为血液病，救治无效2月17日在煤炭总院病逝。福利院为他举行了追悼会。陆院长亲自为他做了悼词，并护送到银川火化。为晁亮自由行走的种种努力归于遗恨。

　　看到陆院长和郑新凤女士心情沉重，我将话题有意识地往社会对他们的关注上引。他们说起了一些企业和学校对社会福利事业的支持与奉献，提起一位大娘把几百块钱放在门房，没留姓名转身离开，他们赶到大门时已不见人影了。他们也同样饱尝过冷漠，按协议有些单位需定期向福利院交费用，但不按时交，去人要的时候态度非常不好。说到所受到的不解甚至屈辱，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脸转向窗外久久地凝望，

　　我知道他们在强忍泪水流落。意识到话题还是太过沉重，我提出到外面走走。于是我见到了在这里生活的孤寡老人和孩子，见到了他们为改善院民生活条件种植的菜地果木，见到了他们饲养的猪羊，还有冬季用来贮存菜的菜窖。被他们的艰辛而真挚的付出所触动，我产生了试着将晁亮在福利院生活情况写出来的想法，试图通过媒体引起人们对社会福利事业的更多关注。陆院长赞同我的想法并有所期待。

　　不想当我将写就的文字给报社一位记者朋友看时，得到的回答是：”这孩子不能让他死啊，稍稍变一下，写这孩子还活着，效果会相当不错。“天哪!我哪里有起死回生的本事，何况这不是事实。

　　我不愿做罢，两个月后辗转找到省报的一个知名记者。这次我没带写的文字，而是带着感情把晁亮的故事叙述了一遍。她叹息一声：”这孩子要是活着就好了，现在没什么价值了。“看来我与新闻人的价值 观无法对接，不明白他们为何对疾苦和情感如此理智,习惯为成功呕歌，不屑为悲壮的失败喝彩。可是我如何回复陆院长的期待，他们真得太渴望关注了。说谎不可能，那 会让陆院长所不耻。实话实说，又不知给他们带来何种刺痛。于是选择了回避，而且回避了16年。

　　内心惟一可回告陆院长的是，2000年，晁亮的父亲服刑期满，厂里给这个已年近六旬的孤寡人安排了住处和必须的生活用品，为他临时安排了他能做的工作，让他渡过了出狱初期的艰难，这不 能不说是受到陆院长和他的同事们感动所至。 2001年我工作调动离开了那个厂，一天下午在朝阳东街的一个路口，听到有人喊：“刘书记你还好吗?”循声一看是晁亮的父亲，身体健壮气色很好，正骑三轮车为人拉货。攀谈中得知他已能自食其力，我劝他找个老伴，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幸福的憧憬溢于言表。同样是受16年前那次难忘的印象所感，自那以后我也加入了慈善行列，近几年儿子也参加了进来，尽我们的力所能及。

　　当年陆院长与我们厂的冯迎池同志闲谈时曾说，原来身体不是太好，到福利院工作之后虽然苦与累，身体比以前好多了，认为是做善事所致。这我相信，好人好报，真得相信!否则上苍何以昭彰人世间的善良与正义 。 “陆兄，您现在好吗?请原谅我当年的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