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电话里传出父亲粗重的声音：“你大伯走了。你快点回家来！”

　　“哪个大伯？”我一时没回过神儿。

　　电话那端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接着就是惊雷滚来：“你上河店五大伯！抓紧回来，千万别误了晚上赊牢。”（赊牢：即告庙，意思是通知土地爷，家里有人亡故，请他在阴间做好接待。）父亲的声音陡然拔高。

　　五伯，是父亲的叔伯兄弟，我们两家隔了五十里远。他年岁已高，又瘫痪多年，我们总共也没见过几次面。过年的时候，父亲还掰着指头，把在世的老人们数了个遍，其中就有五伯，他感叹：“又得不少钱呢。”

　　每年，父亲光给婚丧嫁娶随份子，至少得两千多，可家里一年的收入，总共也就七千来块钱。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农村，名声和面子，有时候甚至会比人的性命还重要。

　　“可是，我明天还有个会议，要发言。”我嗫嚅道。

　　“跟你领导说，‘奔丧如救火’，就是皇帝老子还有三门穷亲戚呢！”老头又不高兴了，缓缓，他又叹道：“做人可不能忘本呐！”

　　我能理解父亲对于婚丧大事的热情。他们这一代人，经历了贫困和饥饿，五六十岁了还像沉默的耕牛，在黄土地里勤爬苦做。父亲十三岁起就下地干活，拉扯三个妹妹。大到盖房结婚，小到浇地扶犁，哪一样不是族里的人相帮衬着挺过来的？

　　做人，就得讲个人情。

　　2

　　一走进五伯家的院子，媳妇就哭了起来。可刚才下车的时候，她分明还是笑着的。

　　按照地方风俗，前来吊唁的人进门时必须响亮地爆出这一嗓子，才好让屋里的人知道有人来了。

　　这时候，哭泣与软弱无关，相反却是检验晚辈是否孝顺的一项标准。在众人眼里，你懂不懂事，在社会上吃不吃得开，就看你在这种场合是哭，还是不哭。

　　房门越来越近，我就是哭不出来。五伯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一点留存，只有一个声音在脑海中反复响起：“快哭，快哭，不然会被人戳脊梁骨的。”

　　我急得背上出了一层汗，忽然，我想起了儿时的伙伴，一只黄狗。那年，县里组织打狗，大人们却怎么也抓不住我的大黄。父亲夸我是好孩子，叫我把绳扣套到狗脖子上，我就乖乖地照办了。可那些人一把接过绳子，就要把狗拖走。

　　狗不停地挣扎，于是他们就快速地转起圈子，把它抡了起来。我看到黄狗双眼瞪着，舌头拉得老长，在空中旋转时，大哭，发疯了一样冲过去，却被母亲紧紧地抱住。想起儿时的那种无力、愤怒与愧疚，我跪倒在五伯的床头，顿时泪如雨下。

　　屋里的人纷纷赞赏地望着我，他们相互使着眼色。三嫂赶忙搬来马扎，大家渐渐地就收起悲声，围坐在床前，开始寒暄。

　　3

　　父亲推门进来了。熟人见面，免不了一堆恭维，不过这次父亲进来，收获的夸赞又有了新内容——您儿子是个大孝子！

　　大家把刚才自己看到的情形，描绘得既详细又具体，父亲的脸上渐渐泛起了红光。可是在众人面前，他还是对我责备道：“光顾跟你的哥们说话了，快去见过你大娘。”

　　见过大娘，她就抓过我的手，慈祥地问这问那。忽然，她关切地问：“还没裱鞋吧？”按照村里的风俗，死者的晚辈都要披麻戴孝——头顶白布帽，腰扎草绳，脚上穿白布裱过的鞋。可我穿的是几百块的皮鞋，一针一线缝上白布，我舍不得。

　　大娘在那儿半张着嘴，等我回话。“不用麻烦了，家里有白球鞋，我明天穿来。”我委婉地说。

　　“那可不行，赊牢时孝子出村，怎么能不裱鞋呢？不裱鞋是要被人笑话的。”关键时刻，红姐家的老二出来解围，他摇着大娘的腿，说：“姥娘，词舅穿的是皮鞋，一裱就坏了。后院马老三他爹死的时候，他家强子赶回来赊牢，不也没裱？误不了后天的正式发丧就行呗。”既然村里已有了先例，大娘不言语了。

　　“赊牢了！”只听门外大掌柜喊了一声，大家马上开始一队一队地往外走。

　　有抬香案的、搬椅子的、提水桶的，还有手里拿着家什的。大掌柜风风火火地推开门，用手挽了大哥，其余的人都跟在他们后面，鱼贯而出。经过大门口，每人从墙角拾一根哭丧棒，出了院子就顺着村街向前走去。

　　村里看热闹的人，黑压压地站满了两旁的屋台。没有人说话，只听得见众人走动时，孝衣悉悉索索的摩擦声。

　　“赊牢”仪式开始了。

　　一把椅子就摆在空地上，领头的孝子大哥被人领上前，跪下就朝着那空空的椅子磕头，口中还念念有词：“爹呀，晚起身，早下店，旱路行车，水陆行船……”

　　一位老者走到火堆前，展开白纸朗声念道：“山东省东营市上河店镇不肖男宋新田因父病故，为报养育之恩，敬备金银一包，只许本人使用，不许强神恶鬼争夺，叩恳土地老爷严谨执行。哀——”

　　然后，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哭声。

　　哭声中，大家忙成一片。有人把成卷的纸钱扔进火里；有人嘴里喊着“东门”、“南门”，提着浆桶，边跑边洒饺子汤（围住一块土地，表示这是亡灵居住的鬼城）；有人撤去那把椅子；有人搀扶起领头的孝子大哥······

　　各种仪式结束之后，这白蛇般的长阵又原路返回了。暗夜里，一路哭声回荡，震得鸟雀惊飞。

　　4

　　终于到了出殡的日子。一大早，村里的人就都聚到村南来。

　　灵棚早就在当院扎好了，漆黑的棺木前摆放着伯父翻新放大的相片，他正神采奕奕地对人们微笑着。麦草在地上散乱着，孝男孝女整齐地分站两列，院子里帮忙的人往来穿梭，院外的街上还站满了前来凑热闹的老人和小孩。周边甚至还有卖糖果玩具的小贩，熙熙攘攘的，像赶集一样。

　　上午八点半，父亲还没来。他昨夜里回去，是准备今早率领一家老小来参加葬礼的。

　　过了很久，父亲才打电话说，他刚才正忙着买花圈。沉默了一会儿，他低声问：“你爷爷到了吗？”语气有些无奈。爷爷92岁了，这次父亲本没打算劳烦他，可他听说了侄儿的死讯，今天一早就失踪了。

　　家里人估摸着，老人家八成是想一个人走来奔丧。

　　我急出了一身汗，想安排车去接一下——从家里来这的土路公路有好几条，爷爷几十年没有来过了，谁知道他脑子里的老路在哪里？

　　爷爷是乡村里的“异类”。

　　年轻时就不太在意礼数，老了就更随心所欲。碰上喜欢的人，他可以聊得忘了辈分；碰上场面上的迎来送往，他高兴起来，更是近于荒唐。

　　去年外孙结婚，提前来请爷爷，爷爷说他老了就不去了。结婚典礼正在进行的时候，看热闹的阿庆嫂一眼就看到，在密密麻麻的人群里挤着看新媳妇的老头正是我爷爷。

　　老人看完了热闹，心满意足地就要走，姑姑、姑夫立马从堂屋跑出来，扯住他的衣袖。外孙结婚，外公来了怎么也得喝一杯喜酒啊，可爷爷说：“不了不了，你们快忙去吧，忙去吧。我看着挺好，这就放心了，我回啊。”任谁去劝，都没留住他。气得父亲直说：“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咱慢待老人呢。”

　　父亲是场面上人，一生急公好义，可爷爷却经常使他尴尬。如今爷爷老了，父亲就更拿他没有办法。

　　“不让我去，我就自己走。”老人对空荡荡的屋子说，随即他又狡黠地想：“如果他们追上我，那就可以拉我一段。反正是不能送我回来了。”后来，爷爷告诉我他的想法。

　　于是，出殡前一天的夜里，这位九十二岁的老人穿好衣服，借着月光锁上门，像年轻时一样，迈开双腿，向着上河店出发了。

　　九十二岁，五十里地，二十六个村子，一步一步。

　　临近中午的时候，父亲的车终于到了，爷爷从车里下来，被人直接搀进了偏房——他是在距村子二里多地的路口被追上的。

　　老人沿着新修的公路一路走，面包车则一路慢慢寻，生怕错过，但爷爷早就走到了他们前头。司机惊讶地说：“脚力不慢，脚力不慢。”可除了司机，其他人都怒气冲冲。

　　这时候，众孝子们已经拜完了正祭客，请过了大宾席。每次拜的时候，唢呐都会先吹起来，“白帽子”（主持礼仪的人）手持纸幡，扶起大哥，拖着长音喊：“起，孝子出入！”

　　于是，孝子们就一路跟随，拿着哭丧棒，沿街走向设下大宾席的小院。两旁看热闹的老幼，都靠在墙根屋角，注视着这一队白衣长龙，叽叽喳喳地指点。我木然地跟着人群，随着他们跪倒、磕头，在白帽子的指挥下，我们又站起来继续走。那天总共有六位大宾，我们就这样跪跪起起，走了六趟。

　　下午两点起灵。点起纸糊的神龛，抬起棺木，此起彼伏的哭声又再次响起来。大家按照掌事人的指挥，挎苑子、抬桌子、拆灵棚，就像蚁窝里的工蚁一样，紧张而又有序地忙活着。

　　我依旧眼中无泪。可哭声却在人群中传染开来，女人堆中尤甚。一开始，大家只是为哭而哭，可到了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哭的“竞赛”。

　　一群成年人，毫不遮掩、光明正大地放声大哭。仿佛在这场场集体的哭泣中，人们纷纷要把自己败坏的情绪发泄出去。终于，离了婚的小姐姐哭昏了。

　　有多少话，终不能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