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1057年)，贡举考试在京师举行，主持人是礼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欧阳修，收上来的试卷中有一篇文章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把这位当时的文坛泰斗迷住了。欧阳公本欲提笔将此文列为第一，但对文中作为论据的一个典故产生了疑虑。

　　这典故说的是：当年尧为帝时，皋陶主掌刑法，有人犯了法，皋陶欲将此人处死，请示尧时列出了三条该杀的理由，但尧却提出了三条赦免的理由，最后宽恕了此人。

　　文章是以这个典故来论证“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的论点的，用得恰到好处。疑虑归疑虑，但文章所表现出的严密的逻辑和美丽的文采，也不得不使欧阳公给考生排名第二，名列进士的高榜，写这篇文章的考生就是当时20岁的苏东坡。

　　欧阳修是饱学之士，对史书中的典故了如指掌，怎么就不知皋陶杀人和尧帝救人的典故呢?事后他问了苏轼，东坡笑着说：“这个典故是学生想当然耳，今天特向老师请罪。”

　　欧阳公一惊，从此对苏轼更刮目相看了，该生不但善读书而且善用书，不但才思过人而且善于变通，于是他对自己的儿子们说：“你们记住了，30年以后，世人就不再说起我欧阳修了，到那时，天下传诵的只有苏东坡的文章了。”

　　俗话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于一格，从而达到变则通，通则达，达则成的理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