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苏州建了个居养院。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该居养院重建，规模宏大，有房300多间，有官民捐献的田地1660亩，募民耕种，每年可得租米700多石。院旁建有三个粮仓，开凿了三口水井，还有厨房、果蔬园圃。生活在那里的孤寡老头和孤儿，吃喝拉撒睡不愁，挺幸福。

　　宋朝的居养院，类似现在的福利院，收养重点是六十岁以上孤寡老人，还包括孤儿、流浪儿童、残疾人以及基本生活无着的难民饥民。福利院放在现代并不新鲜。偏僻的乡镇都有。放在1000年前，世界上唯独中国有，很牛。

　　这个事与蔡京有关。

　　首见于史册的宋代济贫福利制度，是蔡京主持修订的。《宋史》记载：“崇宁（宋徽宗年号）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院……三年，又置漏泽园”。也就是说。老幼孤，病残贫，你们有福了，公款养着你们。生病了请到安济院（坊），享受免费治疗。死了也不用担心在荒地上被野狗啃了，官家花钱购买的福利性公墓——漏泽园（明代改称“义冢”）等着你。

　　大致而言，宋代官办福利的庞大费用，主要来自赋税，还有几个来源：“内藏钱”，即皇室经费；公田的收入；常平仓的利息钱米；国营商业机构的收入，如“僦舍钱”，即官设货栈的租金收入，宋代有着相当发达的“国企”，“国企”红利用于国民福利，天经地义。到南宋时，还有一些官员自掏腰包办福利。

　　但美好的救济福利政策在推行时，几乎不可避免地变味，沾染上常见的“福利病”。比如，居养院配备炊事员、保姆、乳母、勤杂工，又要添置炊具饮膳、衲衣絮被，待遇比较奢侈，以致“贫者乐而富者扰矣”。比如，公款挥霍不心痛，有些居养院居然要“给酒肉食，祭醮加赠典，日用既广，糜费无艺”。又如，应付公事总是漫不经心，有些居养院混入了“少且壮者”，“游惰无图，廪食自若，官弗之察，弊孰甚焉”。冒领、冒滥以及机构内部贪腐案，也有发生。

　　这给了旧党保守派攻击蔡京的强烈“口实”：救助太过、太广，鼓励了懒惰，荒废了正业，“不养健儿，反养乞丐”，“不管活人，只管死户”。基于这一点，旧党相对于新党右派，在总体上占据了道德优势，救济福利制度几度废弛也就难免。

　　史上的蔡京，是个能臣，其行政手腕和经济改革（比如茶、盐、酒等专卖改革和钱法改革）手段，成效超过王安石。《水浒传》里的蔡京，作为道德意义上的大坏蛋、大奸臣，当然不是什么好鸟，但社会救济非私惠、小慈可比，故我们不能“因人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