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教既有明晰的道德理想，又有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全的组织制度，是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外最早的和长效的教育资源；虽然这种教育传统在近现代遭遇过人们的摒弃，但抚今追昔，尤其是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我们确有必要重审古代家教在教化天下方面留下的历史经验。

　　古代家教首先推重的是读书。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读书归趋问题总是遭到近、现代某些人的深度曲解，以为古代读书人只能拚挤于一条“应试做官”的独木桥。对此，南宋哲学家陆九韶在《居家正本制用篇》中早已做出了明确的回答：“试观一县之间，应举者几人，而与荐者有几？至于及第，尤其稀罕”。他认为读书应以“通经知古今”为目的，这样至少能成为“孝悌忠信之人”，既有利于科举应试，也有利于“事君临民”。

　　清末花隐老人甘树椿在《甘氏家训》中说：“我家自祖父以来，专以耕读为业，不干预地方公事。愿我子弟笃守家风，专务本业，奋志读书。”即便是耕田务农也要“奋志读书”，足见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提高人的从业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滋养之功。古代家教强调读书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素质和敬业精神，力图使读书的'子弟践行一种学以致用的人生哲学。

　　凡人须先立志：志向决定成就

　　古代先贤教育子女“凡人须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通是虚浮，如何任得事。如何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德行立于己志”，树立德行在于有自己的志向。志不先立，一生通是虚浮，如何任得事。老当益壮，贫且益坚，是立志之说也。”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志向将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人如果不立志，就会丧失前进的目标，从而碌碌终生。立什么志？诸葛亮说“志当存高远”。

　　什么样的志称得上高远？那时的人常常把读书考科举当官，获得荣耀与财富作为立志奋斗的目标。但明代大思想家王守仁在家信中不希望子女都这样，而是说“儿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就是说，好好做人，做点为前人争光，为后人造福的事就可以了。

　　曾国藩在给兄弟的家信中曾称赞从前婺源的汪双池，30岁以前在瓷窑上为人家打工画瓷碗。30岁以后在私塾教学到老，终身不参加科举考试，但最终著书一百多卷，成为当朝为数不多的名儒。“余所望于诸弟，如是而已，然总不出乎立志有恆四字之外也”曾国藩赞扬汪双池未入仕途，一生读书写书，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立志有恆”的精神。

　　现在的家长该怎样教育孩子立志呢？有的家长也对子女进行立志教育，所谓的“志”，就是要子女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好大学，找到一份好工作，往后的小日子过得美美的，这类的“志”和国家对接班人的期望，也和曾国藩等古人立志的出发点相差甚远了。

　　家国同构：天下事亦是家事

　　中国古代创立的“家国同构”的教化模式，把教化天下的任务分摊到每个家庭来承担，直接把家庭这个社会最基层的单位及人所依赖的生活环境变成了道德教化的组织机构。《三字经》中提出的“子不教，父之过”，就是社会向家庭分摊教化任务的明证。古代家教的实质其实就是在全社会推行道德教化的家庭责任制。

　　唐代崔元炜的母亲说：如果听说在外面做官的儿子生活过得很清苦，就是“好消息”，如果听说他在外面过得裘马轻肥、生活奢侈，就是“坏消息”；她正告儿子做官如果“不务清洁，无以戴天覆地”。这说明为官清廉与否，不仅事关社会的祸福，也波及家庭的荣辱，这是从“家国同构”的教化模式中产生出的价值取向。

　　确立这种道德观念的意义还在于：进一步把家庭伦理秩序向社会进行类比和推广，要求人们要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天下所有人，力图构建普天之下亲如一家的大同世界。这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家国同构”的教化模式，它成功实现了把家庭伦理同人际伦理、政治伦理的对接和统一。这其实也是从生命伦理的高度表现的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重视修身：成于困约，败于奢靡

　　中国人自古注重庭训家教，“重德修身”是各家家教家训的核心内容。古人强调通过“修身”来不断克服身上的缺点，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以实现经世济民的抱负。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修身”的内容、途径和最终目标都有阐述。

　　宋代大儒朱熹即在《家训》中指出：“有德者虽年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意思是说，有德的人虽然年龄比我小，我也会尊敬他；不肖的人，虽年龄比我大，我也必定疏远他。从中可以看出朱熹对德的重视程度。在朱熹看来，重视道德修身就同“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不可不慎哉！”

　　“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古人把骄奢作为思想意识上的两大敌人。诗人陆游的家训中说，“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天下的事都是因为在困难之中发奋图强而成功，也都是因为成功后产生骄傲、奢侈，萎靡不求上进而失败。一个人应常常警惕“骄奢”的思想情绪。周怡《谕儿书》中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则子子孙孙常享温饱矣。这些都是告诫我们如何时时处处保持谦逊节俭美德，防止骄傲奢侈行为。

　　教子以德：小节不拘大德怎成？

　　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朱熹强调“学习眼前事”其中更重视儿童道德行为操作的训练，自幼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习惯，教给他做人的根本，使其受用一生。有古语曰：“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小节不拘大德怎成？”注重道德培养，也就是要求从小事身边事做起。这是至今品德教育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清代大学士张英，敬信神佛，乐善好施，为官清正，对民生疾苦、四方水旱知无不言，深获康熙的信任。他写的家训《聪训斋语》中屡次提及做人要“立品”：“读经书、修善德、慎威仪、谨言语”。他在家教中从来不主张疾言厉色，而是使用日常的浅白语言，细致耐心。

　　他教导儿子张廷玉如何为人处世时，说：“与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须有益于人，便是善人”、“能处心积虑一言一动皆思益人而痛戒损人，则人望之若鸾凤，宝之如参苓，必为天地之所佑，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张廷玉牢记父亲教导，从小就熟读经书，待人宽厚恭俭，后任职大学士、军机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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