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万元稿酬,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他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己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研究经费。
晚年,他先后获得两笔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也悉数捐出,情系祖国西部,用于沙漠治理。面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等实权官衔,他没有向谁伸手,而是主动放手。
即便美国曾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仍被他拒之门外,抛在脑后。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外国荣誉。
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曾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管是什么大官,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
他曾为自己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则。
这就是我们一代伟大科学家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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