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们为大家整理了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大全,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
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我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县城,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像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坐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次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疼。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1934年,刘湘围攻川陕苏区。红军撤离时,红军战士李中权的9个家人,因恶霸的报复被迫全部跟着红军长征。李中权虽然与母亲同在长征队伍中,但只有过3次短暂的相见。三别母亲,最终阴阳相隔,令李中权抱憾终生。
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春天,李中权在通江遇见母亲,当时两人都已经知道李中权父亲的死讯,但都在向对方隐瞒。由于身有任务,李中权匆匆离开了母亲。
第二次见面是在1936年3月,李中权在宝兴县意外遇到母亲。母亲拉着他的手,高兴地顾不上回答他的问话,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好像永远看不够似的。李中权看着才40多岁就已生出许多白发的母亲,热泪盈眶,找来傅连暲医生给母亲看病。一家人彻夜长谈,为了牺牲的家人抱头痛哭。第二天一早,队伍就要出发了,李中权又一次匆匆和母亲告别,母亲叮嘱他:“孩子,你放心地走吧!不要惦记我们,你要爱惜自己,好好活着!”
第三次见面是在1936年5月,李中权当时任大金川独立第二师政委。他带一个排到东边红一团检查工作,路上,在丹巴东边遇见了母亲,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李中权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母亲面容极度憔悴,神情忧郁,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似乎累得已经不能开口了。”李中权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看着坐在眼前的母亲,我真不忍心再让她这样走下去了!可眼下部队都已分批北上,我无法把母亲妥善安置下来,也无法为母亲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我知道,再往前走就是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身患重病的母亲还能走过去吗?想到这些,我的心简直要碎了。我望着母亲,心里暗想:这可能是我与母亲的最后一次相见了,一定要好好看看我的母亲……
“这时,通信员提醒我说:‘政委,我们的队伍已经走远了。’我看着已经远去的队伍,想到就要与母亲分别了,心如刀绞。我对母亲说:‘娘,你还是在这里养养身子再走吧。’母亲听后无力地摇摇头,什么也没说。这时,通信员看看我,说:‘政委,要不就把我留下来照顾大娘吧!’通信员的话真让我有些动心了。
“没想到母亲却坚定的说:‘不成,队伍上的红军一个也不能少!我两年都坚持下来了,还愁走不到陕北?’这时,通信员再次提醒我说:‘政委,队伍都走远了。’母亲也用颤抖的声音催促我说:‘孩子,你们快走吧,别误了队伍上的大事呀。’我很想为母亲再留点什么,但摸摸口袋,盐巴、银元都没有了,便在无奈之中取出公文纸,给后续部队的一个政委写了便条,请帮助照顾一下我的母亲,然后把这张便条交给了母亲。我向母亲辞行时,母亲双眼满含泪水凝望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望着远去的队伍,牵过战马,把它交给了中柏弟弟,留给母亲乘坐。”
李中权的母亲后来在过草地时去世了。多年以后,当李中权知道母亲去世的具体情况后,他含泪写下一段话纪念母亲:“我亲爱的母亲,儿时时刻刻都在怀念您,此种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娘呀,你同父亲一样,是生得苦,死得苦;但父母长征途中生得光荣,死得伟大!这种精神是能够荣传万代,光照千秋的!我亲爱的母亲你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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