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会做这样一类的梦:知道这一堂要考试,但是在大楼里上上下下,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教室;要不然就是进了教室,老师来了,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上过这么一门课,也没有课本,坐在位子上,心里又急又怕。
还有最常梦到的一种,就是:把书拿出来,却发现上面一个字也看不懂,而其他的人却笃定得很。老师叫我起来,我张口结舌,无法出声,所有的同学都转过头来,用一种冷漠、不屑的眼光看我,使得我在梦里都发起抖来。
醒来的时候常常发现整个人紧张得都僵住了,要好半天才能缓过气来,心里好像压着一块重东西,非要深呼吸几次才能好转,才能完全恢复清醒。醒来以后,在暗暗的夜色里,自己会在床上高兴得笑起来,庆幸自己终于长大了。
终于长大了,终于脱离了苦海了。那个苦海一样的时代,噩梦一样的时代,要上数学、上物理的时代,我终于不必再回去了。初中二年级,从香港来考联合招收插班生的考试,考上了当时的北二女(现在的中山女高),开始了我最艰难困苦的一段日子。奇怪的是,在香港的小学时代,我的脑子好像还可以,算术课也能跟得上,可是,进了北二女后,数学老师教的东西,我没有一样懂。
那是一种很不好受的滋味:老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同学在台下听得兴味盎然,只有我一个人怔怔地坐着,面前摆了一本天书。我尽量想看、想听,可是怎么也进不去她们的世界里。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用一支笔在天书上画图。一个学期下来,画出一本满满都是图画的几何或者代数,让我家里的补习老师叹为观止,还特意拿了一本回去给他的同学看。那些在理工学院读书的男生看过以后,都没有忘记,隔了快二十年的时间,还有人能记得我的名字,还会跑来告诉我,他们当年曾经欣赏过我的数学课本。
当然,在二十年后的相遇里,提起这些事情实在是值得开怀大笑一场的,不过,在那个时候,在我坐在窗外种满了夹竹桃的教室里的那个时候,心情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数理科成绩好的`,才能成为同学羡慕的好学生,而文科再好的人,若是数理差,在班上也不容易抬起头来。记得有一次,我得了全初三的国文阅读测验第一名,名字公布出来,物理老师来上课的时候,就用一种很惋惜的口吻说:
“可惜啊!国文那么通,怎么物理那么不通呢?真是可惜啊!”他一面笑一面摇头。
同学们也都回过头来对我一面笑一面摇头,大概因为我刚得了奖的关系,班上还弥漫着一股温和友爱的气氛。可是,有一次却不是这样的。
那一次,也是全班都回过头来对着我,我的座位是最后一排最靠窗边的一个位子,数学老师刚刚宣布了全班上一次月考的成绩和平时分,我是最后还没有揭晓的一个人,老师问我:
“席慕蓉,你知道你得了几分吗?”
她的声音很冷,注视着我的眼光也好冷。全班同学一起回过头来盯着我,我整个人僵住了,硬着头皮小声地回答:
“不知道。”
“让我告诉你,月考零分,平时零分。”
一霎间,四十多个人的眼光里,那种冷漠,那种不屑,那种耻于与我为友的态度都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来说,实在是需要一点勇气才能承担起那样一种无望与无告的困境的。奇怪的是,本该落泪的我那时并没有流一滴泪,只是低下头来等着那一刹那过去,等着让时间来冲淡一切、补救一切。
表面上,日子是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而在夜晚,冰冷的梦境从此一次次地重演,把我拉进了最暗最无助的深渊。
那个时候,好恨老师,也好恨自己。家里为了我,补习老师是不断的。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个天生的“数字盲”。假如世界上真有这种病症的话,我就是这种人。和“文盲”不同,文盲只要能受教育,就可以治愈,而数字盲却是永远无药可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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