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童年在重庆的一些事。我家住在南岸狮子山,从那里可以到一座更高的真武山去游览。真武山上有段路非常险,靠里是陡峭的山岩,靠外是极深的悬崖。那天玩得很开心。返回时,我故意贴在悬崖边上走,还蹦蹦跳跳的,甚至以颠连步跃进。7岁的我还不懂生命的珍贵。那样做,有存心让母亲看见着急的动机。那悬崖下面的谷地,荒草里凸现着一块怪石,那石头自然生成盘蛇的状态,当中的一块耸起活像蛇颈和蛇头。传说结了婚的男女,从悬崖上往下掷石头,如果掷中了那条石蛇的身子,就能生个儿子。混混沌沌的我,自以为也懂得成年人的事情,听大人们有那样的议论,想起自己也同邻居女孩子玩过扮新郎新娘的游戏,竟然也拾起石块朝悬崖下奋力掷去,把握不好投掷的重心,身体的姿势从旁看去就更惊心动魄了。
还记得那天母亲的身影面容。她紧靠着路段里侧的峭壁,慢慢地走动。她一定后悔转到那段路以前没能牢牢牵着我的手,把我控制在她身边,她自己往前挪步,眼睛却一直盯在我身上。我顽皮地蹦跳投掷,不住地朝她嬉笑,怄她,气她,悬崖边缘就在我那活泼生命的几寸之外。事后,特别是长大成人后,回想起母亲在那段时刻的神态,非常惊异,因为按一般的心理逻辑与行为逻辑,母亲应该是惶急地朝我呼喊,甚至走过来把我拉到路段里侧,但她却是一派沉静,没有呼喊,更没有吼叫,也没有要迈步上前干预我的征兆,她就只是抿着嘴唇,沉静地望着我,跟我相对平行地朝前移动。
那段险路终于走完,转过一道弯,路两边都是长满茅草和灌木的崖壁了,母亲才过来拉住我的手,依然无言,我只是感受到她那肥厚的手掌满溢着凉湿的汗水。
直到中年,有一天不知怎么地提及这桩往事,我问母亲那天为什么竟那样的沉静?她才告诉我,第一层,那种情况下必须沉静,因为如果慌张地呼叫斥责,会让我紧张起来,搞不好就造成失足;第二层,她注意到我是明白脚边有悬崖面临危险的,是故意气她,尽管我不懂将生命悬于一线是多么荒唐,但那时的状态是有着一定的自我防险意识与能力的,一个生命一生会面临很多次危险,也往往会有故意临近危险也就是冒险行动,她那时觉得让我享受一下冒险的乐趣也未尝不可。我很惊讶,母亲那时能有第二层次的深刻想法。
母亲去世快二十年了,她遗留给我的`精神遗产非常丰厚,而每遇大险或大喜时的格外沉静,是其中最宝贵的一宗。我写第一个长篇小说《钟鼓楼》时,母亲就住在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我伏桌在稿纸上书写,母亲就在我背后,静静地倚在床上读别人的作品。我有时会转过身兴奋地告诉她,我写到某一段时自我感觉优秀,还会念一段给她听,她听了,竟不评论,没有鼓励的话,只是沉静地微笑,而且,有时她还会把手头所读的一篇作品的某些内容讲一下,那作品是一位同行写的,我没时间读,也并不以为对我有什么参考价值,不怎么耐烦听母亲介绍,母亲自然是觉得写得挺好,但她也并不加些褒扬的话语,她就是沉静地给我客观讲述,毫不啰嗦,具有点穴的效应。后来《钟鼓楼》得了茅盾文学奖,那时母亲已到成都哥哥家住,我写信向他们报喜,母亲也很快单独给我回了信,但那信里竟然只字未提我获奖的事,没什么祝贺词,但语气沉静地嘱咐了我几件家务事,都是我在所谓事业有成而得意忘形时最容易忽略的。
年第三次去巴黎,又去卢浮宫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众多的观赏者中,我忽然产生了一个非常私密的感受,那就是蒙娜丽莎脸上的表情并不一定要概括为微笑,那其实是神圣的沉静,在具有张力与定力的静气里,默默承载人生的跌宕起伏、悲欢聚散、惊险惊喜。那时母亲已仙去多年,我凝视着蒙娜丽莎,觉得母亲的面容叠印在上面,继续昭示着我:无论人生遭遇到什么,不管是预料之中还是情理之外,沉静永远是必备的心理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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