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每个名人成功的背后都是付出过勤奋与努力的，特别是在读书这个问题上，他们尤其对自己要求严格。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关于名人读书的故事，欢迎大家参考！

　　关于描写名人读书的故事一

　　伽利略17岁那年，考进了比萨大学医科专业。伽利略他非常喜欢提问题，不问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

　　有一次上课，比罗教授讲胚胎学。他讲道：“母亲生男孩还是生女孩，是由父亲的强弱决定的。父亲身体强壮，母亲就生男孩;父亲身体衰弱，母亲就生女孩。”

　　比罗教授的话音刚落，伽利略就举手说道：“老师，我有疑问。”

　　比罗教授不高兴地说：“你提的问题太多了!你是个学生，上课时应该认真听老师讲，多记笔记，不要胡思乱想，动不动就提问题，影响同学们学习!”“这不是胡思乱想，也不是动不动就提问题。我的邻居，男的身体非常强壮，可他的妻子一连生了5个女儿。这与老师讲的正好相反，这该怎么解释?”伽利略没有被比罗教授吓倒，继续反问。

　　“我是根据古希腊着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讲的，不会错!”比罗教授搬出了理论根据，想压服他。

　　伽利略继续说：“难道亚里士多德讲的不符合事实，也要硬说是对的吗?科学一定要与事实符合，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科学。”比罗教授被问倒了，下不了台。

　　后来，伽利略果然受到了校方的批评，但是，他勇于坚持、好学善问、追求真理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正因为这样，他才最终成为一代科学巨匠。

　　关于描写名人读书的故事二

　　李大钊同志从小读书异常勤奋、刻苦。在幼年时，便以才思敏捷、能文善诗着称于乡里。他当时辛勤好学的一些故事，至今还在家乡传为美谈。

　　七岁时，祖父送李大钊到附近黄瓜口村的一位塾师单子鳌那里读书。当时，读书是为了应试科举，读的是四书五经一类，入学之始，还要先读一段蒙学。李大钊同志跳过了蒙学阶段，一入学就和较大的孩子们一起读“四书”。这些宣扬孔孟之道的书虽然陈腐，但在当时李大钊同志家乡一带，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所谓“新学”也还没有传过来，就只能通过这些书来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李大钊同志读书非常认真，他在同学中年岁最小，但却是最用功因而也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放学了，别的同学全回家了，他还一个人留在自己的座位上背书，往往要老师几次催促：“耆年，回家去吧!”这才回去。

　　单子鳌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用功的学生，常常立在窗外，一面听着年幼的李大钊同志帮助同学背书、破讲，一面不住地点头称赞。李大钊同志乳名憨头，少年时，名耆年，字寿昌。耆年的学名就是这位老先生给起的。耆年，是长寿的意思。直到后来，单子鳌还常常对人说：“我教了一辈子书，生平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李耆年!”

　　爱思考，爱发问，也是李大钊同志幼年读书的特点。就是对日常碰到的问题，他也不轻易放过，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一次读书，问他表姑：

　　“你看这念个啥?”

　　“我不认得字呵。”

　　“你为啥不认得字呢?”

　　“我没上过学呵。”

　　“你为啥不上学呢?”

　　“我是个女的，又不考秀才!”

　　但他还是一个劲地问下去：

　　“女的，为啥就不念书呢?”……

　　就这样，小小的孩子，开始接触到了一个社会的大问题。

　　李大钊同志从小勇于接受正确的教导，改正错误。当时的大黑坨村，赌博之风颇盛。村里的老母庙后边，经常有一群人在那儿聚赌。李大钊同志有次放学回家，也到老母庙看了一回热闹，被祖父发觉了，大加训斥，并罚他捣粪数车。李大钊同志知道了赌博的坏处，从此，再没有到老母庙去看赌钱。以后，凡是赌钱的场合，他从来不去。

　　李大钊同志的学习进步很快，在黄瓜口村念了三年书，单子鳌就向他祖父提出：“耆年的学业良好，我已经教不了他，还是另请明师吧!”此后，李大钊同志到小黑坨村跟一个秀才赵辉斗念书，又到井家坨的举人宋某家跟一个叫黄玉堂的老师念书，直到他十六岁考入永平府中学。

　　李大钊同志读书越发刻苦努力了。在井家坨读书时，有二十多个学生，到晚间别人都睡了，他还在孜孜不倦地攻读，每天都要读到半夜。黄玉堂的妹妹多少年后还记得，他哥哥当时一回家就念叨：“有个学生，叫李耆年，念书念得特别的好!”

　　因为家里缺少人手，李大钊同志十岁那年，祖父就给他完婚了。夫人赵纫兰比李大钊同志大六岁，是个贤惠的妇女。在尔后的日子里，她辛勤地操持家务，帮助李大钊同志。她相信李大钊同志作得对，不管家境多么困难，总是赞助、支持他的活动。

　　一九○五年，李大钊同志考入永平府中学。这时，清朝政府为了维持它的反动统治，不得不作某些表面上的改良，实行了所谓废科举、办学堂。李大钊同志原是报考秀才，正赶上这个变动，结果考进了中学。当时，还象考上秀才一样，村里照旧放铁炮、贴报单、坐棚车，热闹了一番。

　　在永平府中学，李大钊同志仍然勤奋不懈地读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课余时间也很少游玩，是班上出名的好学生。

　　关于描写名人读书的故事三

　　余秋雨是着名的文化学者，他的《文化苦旅》和《中国文脉》丛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书中对中国文化深刻的反思和认识，让许多人追捧。可你们知道吗，这与余秋雨先生的幼年读书时光有密切的关系。

　　余秋雨的童年是在余姚县桥头镇度过的，乡村的生活简单、清贫而又快乐。从上海来的母亲几乎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在村子里开办了一个免费的识字班。儿时的余秋雨跟在母亲身边玩，竟然也认识了不少字。

　　4岁那年，余秋雨背上书包走进了乡村的小学。小学有一个图书馆，有几十本童话和民间故事，十分诱人。但几十本书怎么能满足得了几百名学生呢?老师想出了一个办法，写100个毛笔小楷字才可借得一本书。余秋雨的毛笔字，就是在那时打下的根基。他在回忆那段日子时，曾说：“我正是用晨昏的笔墨，换取了享受《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的权利。直到今天，我读任何一本书都非常恭敬，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在余秋雨11岁的'时候，为了能让他有更好的前途，他们全家借住到上海市区。余秋雨在上海报考了中学。

　　中学的图书馆不小，但每天借书都要排长队，而且想借的书十次有九次都被借出去了。后来，余秋雨到处打听，终于知道有一个叫“上海青年宫图书馆”的地方借书比较方便，就立即去申办了一张借书证。青年宫在江西中路200号，快到外滩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人们每天都吃不饱。余秋雨在晚饭后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青年宫，走到一半就饿了。当他走到图书馆时，离人家关门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从青年宫图书馆把书借出来也不容易，所以余秋雨只能在那里看。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等找到书，就只剩下半个多小时了，能读几页?但是，就为了这几页，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每天忍着饥饿走一个多小时，看完再走一个多小时回家。这种如饥似渴的阅读精神怎能不让人为之感动?

　　正是少年时那段艰辛的阅读时光，为他今后的文化之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余秋雨的《长者》一文中，我们还看到了余秋雨在年轻时发愤读书的情景。1975年世事纷扰，29岁的余秋雨因肝炎回乡下养病，在恩师盛钟健先生的帮助下，被安排到了奉化山间的一个蒋经国的图书室，专心阅读了当时很难找到的《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书。这简直是上天的一个有意的成全，也使得余秋雨像金庸笔下的人物，仅有高人指点还不够，还让他在某山某洞中获得某种“武功秘笈”。这次阅读对余秋雨无疑是重要的，因为这正好和他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张可的指导互为补充，形成双翼：张可指导他接触西方文化，这次他却走进了浩瀚的中国历史。

　　关于读书的方法，余秋雨有一个着名的“畏友”论：“应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一种既亲切又需花费不少脑力的进取性活动。尽量减少与自己已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乐于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我们的书架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书，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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