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把建议书扔到我的书桌上——当他瞪着眼睛看着我的时候,他的眉毛蹙成了一条直线。
“怎么了?”我问。
他用一根手指戳着建议书。“下一次,你想要做某些改动的时候,得先问问我。”说完就掉转身走了,把我独自留在那里生闷气。
他怎么敢这样对待我,我想。我不过是改动了一个长句子,纠正了语法上的错误——这些都是我认为我有责任去做的。
并不是没有人警告过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的前任——那些在我之前在这个职位上工作的女人们,称呼他的字眼都是我无法张口重复的。在我上班的第一天,一位同事就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告诉我:“他本人要对另两位秘书离开公司的事情负责。”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越来越轻视杰克。我一向信奉这样一个原则:当敌人打你的左脸时,把你的右脸也凑上去,并且爱你的敌人。可是,这个原则根本不适用于杰克。他很快会把侮辱人的话掷在转向他的`任何一张脸上。我为他的行为祈祷,可是说心里话,我真想随他去,不理他。
一天,他又做了一件令我十分难堪的事后,我独自流了很多眼泪,然后,我像一阵风似的冲进他的办公室。我准备如果需要的话就立即辞职,但必须得让这个男人知道我的想法。我推开门,杰克抬起眼睛匆匆地扫视了我一眼。“什么事?”他生硬地问。我突然知道我必须得做什么了。毕竟,他是应该知道原因的。
我在他对面的一把椅子里坐下来,“杰克,你对待我的态度是错误的。从来没有人用那种态度对我说话。作为一名专业人员,这是错误的,而我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也是错误的。”我说。
杰克不安地、有些僵硬地笑了笑,同时把身体向后斜靠在椅背上。我把眼睛闭上一秒钟,上帝保佑我,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我想向你作出承诺:我将会是你的朋友。”我说。“我将会用尊重和友善来对待你,因为这是你应该受到的待遇。你应该得到那样的对待,而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对待。”我轻轻地从椅子里站起来,然后轻轻地把门在身后关上。
那个星期余下的时间里,杰克一直都避免见到我。建议书、说明书和信件都在我吃午餐的时候出现在我的书桌上,而我修改过的文件都被取走了。一天,我买了一些饼干带到办公室里,留了一些放在杰克的书桌上。另一天,我在杰克的书桌上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希望你今天愉快。”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杰克又重新在我面前出现了。他的态度依然冷淡,但却不再随意发脾气了。在休息室里,同事们把我迫至一隅。
“看看你对杰克的影响。”他们说,“你一定狠狠责备了他一通。”
我摇了摇头。“杰克和我现在成为朋友了。”我真诚地说,我拒绝谈论他。其后,每一次在大厅里看见杰克时,我都会先向他露出微笑。
因为,那是朋友应该做的事情。
在我们之间的那次“谈话”过去一年之后,我被查出患了乳腺癌。当时我只有32岁,有着3个漂亮聪明的孩子,我很害怕。很快癌细胞转移到了我的淋巴腺,有统计数字表明,患病到这种程度的病人不会活很长时间了。手术之后,我与那些一心想找到合适的话来说的朋友们聊天。没有人知道应该说什么,许多人说话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还有一些人忍不住地哭泣。我尽量鼓励他们。我固守着希望。
住院的最后一天,门口出现了一个身影,原来是杰克。他正笨拙地站在那里,我微笑着朝他招了招手。他走到我的床边,没有说话,只是把一个小包裹放在我身边,里面是一些植物的球茎。“郁金香。”他说。我微笑着,一时之间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他清了清喉咙,“你回到家里之后,把它们种到泥土里,到明年春天,它们就会发芽了。”他的脚在地上蹭来蹭去。“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当它们发芽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们。”
我的眼睛里升起一团泪雾,我向他伸出手去。“谢谢你!”我轻声说。
杰克握住我的手,粗声粗气地回答:“不用谢。你现在还看不出来,不过,到明年春天,你将会看到我为你选择的颜色。”他转过身,没说再见就离开了病房。
现在,那些每年春天都能看到的红色和白色的郁金香已经让我看了10多年。今年9月,医生就要宣布我的病已经被治愈了。我也已经看到了我的孩子们从中学里毕了业,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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