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清华大学迁转到昆明办学,时任校长梅贻琦也被迫带着家人搬到了那里。
一天,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前来探望,看见侄儿梅祖彦正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费劲地阅读着,脸颊几乎贴到了书页上,便关切地问:“侄儿患有近视,为何读书不戴眼镜呢?”梅祖彦答:“眼镜早在半年前就被摔坏了。”他抱怨父亲曾多次答应自己要买副新眼镜,可总以太忙为由给忘记了。一旁的梅贻琦听到这些,赶紧插话:“我确实杂事太多,明天就给你去买。”
听到这,梅祖彦从抽屉里取出一副旧眼镜说:“其实父亲没忘记,他只是舍不得花钱。可是眼镜都破成这样了,叫人怎么戴……”原来,为了安慰儿子,梅贻琦已在他的旧眼镜上费尽了功夫——折断的镜腿绑满了棉线,断裂的镜架缠了纱布,开裂的镜片涂了胶。
“我们再穷再省,也不能吝惜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呀!”梅贻宝从心底觉得大哥吝啬马虎,于是掏出钱,让侄儿尽快去配副新眼镜。梅贻琦憨憨地笑了,反复数落起自己粗枝大叶。
入夜,停电了,梅贻宝陪大哥守着油灯促膝交谈。有同事接梅贻琦去开会,梅贻宝便起身告辞。梅贻琦走在后面,他将油灯小心翼翼地移到外屋桌上,又将灯芯捻到极小,再进到里屋找来火柴,搁在油灯旁。梅贻宝望着这一幕,忍不住问:“你在做什么?”梅贻琦解释:“祖彦上完课会先回来,这样进了屋就是亮着的.。万一油灯不小心被风吹熄了,祖彦也能随手找到火柴。”
梅贻宝的眼睛湿润了,这才知道大哥并非真的对儿子粗心马虎,他只是习惯于“忘记”那些能省就省的物品,而谨记自己应给予孩子的体贴,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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