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雷锋、创和谐和谐雷锋,从我做起。下面我们为你带来雷锋的故事,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有一次,同志们看到雷锋总是闷闷不乐,连长就问他:“雷锋同志,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告诉组织,组织会帮你的!”
雷锋说:“连长,赵家村的桥跨了,村民没法过河,我很担心他们。”
连长笑着说:“好嘛!军民一家亲,人们军队为人民办事,我给你半个月的假,你去给赵家村架一座桥!”
雷锋来到赵家村,找到老村长,说起修桥的事,老村长说:“我们也想修桥啊,可没有石头,没有木头,也没有人会修桥啊!”
雷锋拍拍胸脯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们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一定能修好桥。”
雷锋当天就去了河里,脱掉鞋子,挽起裤腿,跑进河里摸石头,把一块块的石头堆到河边。这时已经是11月份的天气了,河水冰冷刺骨。
村民看到很感动,老支书第一个跳下河里,也去摸石头。没多久,村里的年轻小伙子都跳下河去摸石头。才过三天,就把修桥需要的石头给摸好了。
这时,邻村的张石匠领着一群人,推着车,车上都是木头,赶了过来。
张石匠握着雷锋同志的手,激动的说:“解放军同志,太感谢你们了,我是个石匠,会修桥,想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这些木头是我们村的人上山砍来的,大家都是亲人嘛。”
就这样,雷锋带着村民,一个星期就把桥修好了。
雷锋的个子不够高,体重还不够55公斤。体检时,当年的鞍钢弓长岭矿焦化厂总务股长陈日东就站在雷锋旁边,对那个场景记忆犹新,“检查身高时雷锋把身子挺了又挺,还踮起脚来,才1.54米,量体重54公斤。给他体检的是个老医生,摘下老花镜说,‘雷锋,你的身长、体重都不合格。’雷锋回答,‘这两天感冒,今早到现在还未吃饭。’当时我还在旁边说,‘小雷,说话要实事求是。今天早晨我们不都是吃了两个酥火烧、一碗酸菜吗……’”
雷锋一句天真的话逗乐了体检医生伍哲明。他笑着对雷锋说:“你肚子好大呀!一顿饭能吃两斤。”雷锋却十分认真地回答:“医生,我真的很能吃。”
体检后,雷锋几次去找辽阳市武装部的政委余新元和戴明章,对他们说:“如果不给我换军装,我就穿便衣去。”雷锋那种对参军的执著态度和决心,让焦化厂的领导李钦荣于心不忍,松口同意他去当兵,这在当时很不容易,因为雷锋是生产骨干。
雷锋再把进攻的路线锁定在辽阳市武装部和接兵部队。他特意向厂里请了假,从弓长岭走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武装部,几乎天天都去哀求。为了等着见辽阳市武装部政委余新元,他甚至在值班室里蹲了一宿。
连续几天,终于见到余新元,雷锋发挥他的优势,缠着他讲自己的苦难史,结果余新元被感动了,并把周围的工作人员也吸引过来听雷锋讲家史。
让余新元没想到的却是,第二天雷锋就拎着一只棕色小皮箱跑到兵役局里来,说,“政委,我把这点家当都带来了,这回我走定了,叫当不叫当都这样了!”
他放下皮箱就开始抹桌子,扫院子,打开水,到处抢活干,以少见的固执与坚决,让部队不得不重视起他来。
接下来为雷锋做说客的人增加得更多,除了矿上的领导,甚至连担任体检工作的医护人员也替他说情了,因为他每天为各房间打扫卫生,宣讲参军愿望――雷锋是个天生的演说家。甚至与余新元的爱人田儒文(当时的辽阳医院外科医生)也相处得跟亲生母子似的。
余新元更被雷锋的决心所感动,打算帮助他,为这件事他找了辽阳市市书记曹奇,向地方政府汇报了雷锋想当兵的这个难题。雷锋是普通公民,当他的问题部队解决不了时,地方政府的支持意见往往能起到决定作用。
曹奇认为这样的好青年虽然身体条件不合格,但政治条件合格,同意并支持去当兵。有了地方的支持(其实这也只是一个借口),余新元于是“设计”让雷锋先去新兵营当“便衣通讯员”,让他直接去接触部队的接兵干部。
余新元直接找了新兵营教导员李恒基:一开始,李恒基依然要坚持原则,余新元就再找戴明章商量体检如何通过的问题,戴明章担心体检表的问题。
余新元只好再想办法,去找主检医生吴春泽,吴不肯签,担心犯错误,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很纯正的。
最后还是余新元想到一个权宜之计,他在“甲乙丙丁”几类表中,填了份“丙”字表,因为每一百个兵里有五个预备数,如有人到部队里复检不合格,地方上还有回旋的余地,可以再补两个。这样,雷锋终于获得了一个宝贵的候补名额。
史宝光说:“我对那段历史相当清楚,因为后来我曾和张峻坐到一起查缺补漏,整理了脑中的记忆。当时我任军区工程兵政治部保卫处的中尉助理员,那是我军旅生涯中最不同寻常的一次事故鉴定。”
史老说,现在关于雷锋牺牲的有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有的更是胡扯了。
“1962年8月15日中午的时候,工兵团派人来汇报说,刚才雷锋因车肇事身亡!政治部领导感到事态重大,当即决定立案调查,并派我和搞摄影的宣传处干事张峻进行现场调查。我俩乘吉普车,大概两点多的时候到达抚顺望花区的事故现场。那时,那里只有几个留守的人,战士们在别处施工还没回来呢。”
史宝光、张峻先听取了团里和连里的汇报,但他们谁也不是目击人,都说不太清。于是他们来到出事地点,即九连营房东山侧的一条人行通道口,还让当事人乔安山把13号车开到现场重演当时经过。
乔安山当时很紧张,他以为史、张是军法处派来的人,要来逮捕他的。最后史宝光和张峻逐渐稳定了他的情绪,对询问一一做了回答:
他和雷锋驾驶“嘎斯”卡车,从工地执行任务回来时已接近午饭时间,雷锋与其商量,先把汽车冲洗干净后再回连,以备下午出车快捷。车便往九连炊事班室外水龙头处开。但汽车要走到水龙头处,就要走九连营房和房前一排晾衣杆之间的土道,由于有一根晾衣的木杆竖在入口处,所以要驶上这条道还得先拐个直角弯,这是不可能一次性就开得进去的。雷锋便下车查看地形,乔安山来驾驶。
当时雷锋是站在汽车左前方,离这根晾衣竿两米远左右指挥进车:“进——退——打轮——”等。车的前轮和车厢越过木杆后,乔看班长雷锋给他一个通过的手势,就开了过去。这时耳边“喀嚓”一声,他猛一回头,只见班长倒在地上,木杆已经折断。他急忙刹车,跑到雷锋身边,看到雷锋呼呼喘气,不省人事,就急喊救人。
雷锋被火速送到抚顺矿务局西部职工医院抢救,但这里条件有限,于是又转到军区202医院,路上用了50多分钟。不过终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雷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医生的诊断结论是:雷锋因头部右侧太阳穴受木杆重击,造成颅骨骨折,脑内大量出血而致死。令人悲痛的是,这木杆仅有6×6厘米规格,却轻取了一个那样热爱生命、热爱祖国、党和人民的伟大战士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