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们对《女神》的评价并非一成不变的。作为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新文学早期的代表性诗歌文本，《女神》自1921年8月由泰东书局出版后，对之褒奖之声不绝如缕。郁达夫曾以极为恳切的语气断称，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冯至认为《女神》是他诗歌创作的启蒙导师，并说：“郭沫若的《女神》、《星空》和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相继出版，才打开我的眼界，渐渐懂得文艺是什么，诗是什么东西。”闻一多对《女神》的夸赞就更不用说了，他先后撰写了《〈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等几篇文章来评析《女神》的诗学特征，对《女神》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尤其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中，闻一多开篇即言：“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新诗呢”，并高度赞扬“《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历史陈述里，《女神》也一直被视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文学史家态度统一地评价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几乎毫无二致地将郭沫若摆放在中国新诗史上最显赫的位置加以书写。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至今，随着“重写文学史”学术实践的逐步展开，郭沫若的诗歌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女神》的艺术神话也被彻底打破，对它的质疑和否定之声一定程度上盖过了对其颂扬与肯定之声，甚至有论者对郭沫若从人品到创作都给予了全盘否定。

　　1921年出版的《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全面显示出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的新诗集。(最早出版的白话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于1918年，但尚未完全摆脱旧诗的束缚。)《女神》充满了对社会黑暗势力的深恶痛绝，表达了诗人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英雄气概。诗人不仅猛力抨击旧世界旧事物，而且对自己的"旧我"的批判也毫不留情。在《凤凰涅盘》中，他竭力赞美凤凰的彻底更生;在《天狗》中，他更讴歌天狗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女神》还洋溢着创造精神和更新意识。《女神之再生》、《晨安》和《匪徒颂》等诗篇中，他表达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地球，我的母亲》则充满了对创造性劳动的颂扬。《女神》最突出的是对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的歌颂，表现了与宇宙万物相结合的自我力量。这既是诗人所受泛神论思想影响的突出体现，又集中道出了"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的鲜明要求。在《女神》中最具代表性的诗篇是《凤凰涅盘》，它以诗剧的形式，借东方古国有关凤凰的传说，描写了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动人故事，以此象征着旧世界和诗人"自我"的毁灭及新世界和诗人新我的诞生。　　《女神》也是20年代浪漫诗篇的代表。它浓烈的浪漫抒情气息极富感染力。其表征首先是一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和狂飚突进般的气概，其次是富于丰富奇特的想象和绚丽浓厚的色彩。在诗的外在形式上，也真正实现了"诗体大解放"，实践了诗人"绝对的自由"的艺术主张，创造出了灵活多变的自由体新诗形式。更重要的是，《女神》极大地突破了中国传统诗歌"温柔敦厚"的美学范式，开创出颇具现代意义的新型审美风格，即以雄壮为美的风格。在中国文学园地中.不失为独特一枝。 更多相关文章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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