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杜牧

　　杜牧的《河湟》写得劲健而不枯直，阔大而显深沉。

　　河湟⑴

　　作者：唐·杜牧

　　元载相公曾借箸⑵，宪宗皇帝亦留神⑶。

　　旋见衣冠就东市⑷，忽遗弓剑不西巡⑸。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⑹。

　　唯有凉州歌舞曲⑺，流传天下乐闲人。

　　【注释】

　　⑴河湟：指今青海省和甘肃省境内的黄河和湟水流域，唐时是唐与吐蕃的边境地带。湟水是黄河上游支流，源出青海东部，流经西宁，至甘肃兰州市西汇入黄河。《唐书·吐蕃传》记载：“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

　　⑵元载：字公辅，唐代宗时为宰相，曾任西州刺史。公元773年(大历八年)曾上书代宗，对西北边防提出一些建议。借箸：为君王筹划国事。《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在刘邦吃饭时进策说：“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

　　⑶留神：指关注河湟地区局势。

　　⑷“旋见”句：指公元777年(大历十二年)元载因事下狱，代宗下诏令其自杀。东市：代指朝廷处决罪犯之地。《汉书·晁错传》记载，晁错在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对削藩定边指出不少建议，但景帝听信谗言，仓促下令杀了他。行刑时“错衣朝衣，斩东市。”

　　⑸遗弓剑：指唐宪宗死，古代传说黄帝仙去，只留下弓剑。不西巡：是指唐宪宗没有来得及实现收复西北疆土的愿望。《水经注·河水》：“阳周县桥山上有黄帝冢。帝崩，唯弓剑存焉。”《唐会要》记载：“宪宗于元和十五年正月驾崩，年四十三。”

　　⑹“牧羊”两句：《汉书·苏武传》记载：“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以及“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这里是借苏武来比喻河湟百姓身陷异族而忠心不移。

　　⑺凉州：原本是唐王朝西北属地，安史之乱中，吐蕃乘乱夺取。李唐王室出自陇西，所以偏好西北音乐。唐玄宗时凉州曾有《凉州新曲》献于朝廷。

　　【白话译文】

　　元载相公曾为它筹谋划策，宪宗皇帝也对此关注留神。

　　不久宰相衣冠而被斩东市，皇帝也空留弓剑不得西巡。

　　牧羊驱马虽然身着胡服，白发丹心都是汉唐臣民。

　　只有凉州的舞蹈及歌曲，流传天下娱乐闲散之人。

　　【创作背景】

　　安史之乱爆发后，驻守在河西、陇右的军队东调平叛，吐蕃乘机进占了河湟地区，对唐朝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杜牧有感于晚唐的内忧外患，热切主张讨平藩镇割据、抵御外族侵侮，因此对收复失地极为关心，先后写了好几首诗，《河湟》便是其中的一首。

　　【赏析】

　　此诗旨在讥刺当时的统治者无心国事而只知享乐，表达自己对国家边防的忧虑。前四句感慨宰相元载提出过收复失地的建议，却遭陷害;唐宪宗李纯在看地图时，也曾感叹过河湟地区的失陷，常想恢复失地，但未及西征，便赍志以殁。后四句写河湟地区的百姓虽然沦为异族臣民，身着戎服牧羊驱马，但却仍然“白发丹心”地忠于汉家王朝。可是当朝统治者对此却无所谓，而只是对“凉州歌舞曲”感兴趣，过着悠闲享乐的生活。全诗深寓讽刺之意。

　　此诗可分为两层。前四句说：宰相元载对西北边事提出了很多计策，却不为唐代宗所用，反遭不测;唐宪宗也曾锐意收复河陇，却还没有等到西征就去世了。这里一连使用了三个典故。“借箸”，用张良的故事。不仅用来代“筹划”一词，而且含有将元载比作张良的意思，从而表明诗人对他的推重。“衣冠就东市”，是用晁错的故事。意在说明元载的主张和遭遇与晁错颇为相似，暗示元载留心边事，有经营的策略。杜牧用晁错来作比较，表现出对晁错的推重和惋惜。“忽遗弓剑”采用黄帝乘龙升仙的传说，借指宪宗之死，并暗指宪宗喜好神仙，求长生之术。这里，诗人对宪宗被宦官所杀采取了委婉的说法，流露出对他猝然逝世的叹惋。以上全用叙述，不着议论，但诗人对河湟迟迟不能收复的感慨却溢于言表。

　　后四句用强烈的对照描写，表达了诗人鲜明的`爱憎。河湟百姓尽管身着异族服装，“牧羊驱马”，处境十分艰难屈辱，但他们的心并没有被征服，白发丹心，永为汉臣。至于统治者，诗人不用直接描写的手法，而是抓住那些富贵闲人陶醉于原先从河湟传入京城的轻歌曼舞这样一个细节，便将他们的醉生梦死之态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的写法有两个特点。一是用典故影射时事。元载、宪宗、张良、晁错、苏武等皆已作古，而其故事各具内涵。二是转折和对比。前四句在意思上即为两组转折，突出壮志难酬的历史遗憾;后四句是将白发丹心的汉臣与沉迷歌舞的“闲人”对比，这里的“闲人”又与前四句中有安边之志的元载、宪宗形成对比。全诗寄寓了很深的讽刺含义。

　　这首诗的前四句叙元载、宪宗事，采用分承的方法，第三句承首句，第四句承次句。这样写不仅加强了慨叹的语气，而且显得跌宕有致。第三联正面写河湟百姓的浩然正气。“虽”和“尽”两个虚字用得极好，一抑一扬，笔势拗峭劲健。最后一联却又不直抒胸臆，而是将满腔抑郁不平之气故意以旷达幽默的语气表达出来，不仅加强了讽刺的力量，而且使全诗显得抑扬顿挫，余味无穷。

　　拓展阅读：杜牧简介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诗人。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杜牧的代表作有《江南春》、《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杜牧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他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矫之。其七绝尤有逸韵远神，晚唐诸家让渠独步。 牧之有抱负，好言兵，以济世之才自诩。工行、草书。《宣和书谱》云：“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董其昌《容台集》称：“余所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杜)牧之亦名家也”，谓其书“大有六朝风韵”。传世墨迹有《张好好诗》。著作甚富，主要著有《樊川文集》，《旧唐书》卷百四十七、《新唐书》卷百六十六皆有传。《张好好诗》，行草墨迹，系太和八年(834)32岁时所书。帖为麻笺，纵28.2厘米，横162厘米，46行，总322 字。从整幅诗卷中可以看出，其书法深得六朝人风韵。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此篇书法作品气势连绵，墨笔酣畅，因是诗稿，所以更得朴实无华之美。卷首尾有宋、元、明、清人的题签、题跋印章。曾经宋直和分府、贾似道、明项子京张孝思、清梁清标、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及张伯驹收藏。曾著录于《宣和书谱》、《容台集》、《平生壮观》、《大观录》等。杜牧由于以诗称著，故其书名为诗名所掩盖。此书刻入《秋碧堂法帖》。延光室、日本《昭和法帖大系》均有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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