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漫游时期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二、长安时期

　　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但都未成功。于是他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在此期间，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

　　三、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

　　从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在这段时间，他感受到了人民的痛苦，写下了不朽诗篇。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

　　四、漂泊西南时期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