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以”汉皇重色思倾国”开幕，意在讽刺告诫在位君王，莫重蹈覆辙。其言萋萋，其盼也切切。 如果把《长恨歌》的主题定为爱情说，那么面对 诗中大量的讽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一、爱情和讽喻主题

　　《长恨歌》的取材沿袭了白居易以往的风格，取材于真实事件。诗文中的唐玄宗和杨玉环确有其人，诗文一方面描述了唐玄宗和杨玉环荒淫的生活景象，讽喻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引起的国事荒废，外戚霍乱;另一方面在诗文的下半部分，又对杨贵妃和唐玄宗阴阳相隔，相思不得相见的遗恨表现了同情和恋爱。不论如何，此诗始终以坚贞不渝的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主线贯穿其中。

　　《长恨歌》中，白居易着力写了三情――唐玄宗与杨玉环的深情，唐玄宗对杨玉环的痴情，唐玄宗与杨玉环天人相隔的苦情。白居易特地隐去了杨玉环原为唐玄宗儿媳妇这一史实，而是写“一朝选在君王侧”，也隐去了安史之乱，略写为“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使得全首诗的忠贞爱情基调奠定下来，而为后来唐玄宗对杨玉环的思念和痴迷的苦情做了铺垫。突如其来的变故，上阕的欢乐与下阕的悲凉更是显出了爱情忠贞之可贵。再联系到白居易自己的爱情背景，与湘灵相爱不能相守，整首诗文的爱情基调可见一斑。而白居易此诗创作于公元806年，此时正是白居易初入官场，其抱负满满等待施展，而白居易为宦之时，写诗多为补察时事，由此推断，此诗确应当含有讽喻的意味。而从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上阕多写帝王因沉迷女色而误了国事，下阕多写帝王爱情的遗恨之情。关于爱情与讽喻的主题说，自从20世纪50年代王运熙提出之后，便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赞同，但是其实讽喻帝王要规行矩步，还是讽喻古代女子堪为玩物我们在此不展开讨论。

　　二、矛盾主题

　　而20世纪80年代郭象对《长恨歌》提出了矛盾说，他说白居易“对这一爱情悲剧的同情远远压倒表面上对荒淫生活的讽喻，从而造成了这篇诗主管动机和客观艺术效果上的尖锐矛盾”。

　　郭象认为白居易对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看法本来就存在一定的矛盾，致使他在创作时理性和感情不能同统一。白居易对深宫中女子命运的同情和对情人湘灵深爱深思之痛都写入诗里，如同林语堂在写《京华烟云》不时为自己故事中人物落泪一样，白居易也把自己感情的命运带入诗中，为自己的文字所动容而淋漓尽、酣畅书写，引起了情感和理智的唱反调，而这种反调而成情感被带入得越多，诗体的矛盾就越明显。也正是这种矛盾，把《长恨歌》推向了千古传诵的不朽杰作，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矛盾说也是偏向于感情的，也认为全诗以情贯穿，而作者的主观意识不知不觉脱离了本来作诗的意图，使得全诗上下篇充满了矛盾，而这种主观意图在全诗占有一定的分量，并不是单纯的歌颂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而是从创作意图上的矛盾，因此不同于爱情主题这一说。

　　三、形象大于思想主题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雨辰首先提出了《长恨歌》中形象大于思想这一主题。雨辰认为作者是要通国对作品的艺术描写来暗示或者引导读者产生某种观点或者态度，也就是在创作的作品中药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雨辰借用马克思之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一个著作家来说，吧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知识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

　　雨辰认为，白居易在描述《长恨歌》这段爱情的时候，确实是说了沉迷声色误国之谏，是贯穿全文的主线和主题思想，但是客观上却又是在歌颂爱情，这个爱情便是形象。由此可见，“形象大于思想”和“矛盾”这两个主题都是说《长恨歌》的创作中，作者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但是又有区别：“形象大于思想”是认为作者以艺术创作的原理才有了这种客观效果和主观动机不一致的现象，而“矛盾”认为是作者自身主观和客观思想不能统一而造成了这首诗的矛盾。

　　《长恨歌》的流传度总是让人们试图去追溯它的主题，却又只做单一的处理，而这些不同的解释又都可以在《长恨歌》中一一印证，同时那些印证外多余的部分，却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其实只要重视《长恨歌》中蕴含的多重主题，融汇思考，才有利于我们对此诗的研究，排众家之言而专利已言，是得不到进步的。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析辩

　　“讽谕说“(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恨其误国)、“爱情说”(歌颂唐明皇与杨贵妃真挚专一的爱情)、“双重主题说”(指爱情悲剧的双重性、人物性格的双重性、作者态度的双重性。剧中男女主人公.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既是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又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作者原本有“惩尤物，窒乱阶”的意图，但在具体描写中赞扬二人爱情的成分却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一般都认为：“双重主题说”比较符合作品实际，笔者则认为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诗篇。说它是写爱情的，根据是这样：

　　这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说《长恨歌》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一般不会产生歧义。因为悲剧故事的始末在诗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全诗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端，先写杨玉环入宫，受专宠;次写马嵬兵变及李、杨爱情悲剧结局;再写唐明皇奔蜀及回宫后对贵妃的笃诚思念;最后借助想象的翅膀，写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并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束整个故事。该诗不仅故事完整，而且情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诗的后半部分想象、虚幻了一个恍惚迷离，“虚无飘渺”的别开生面的仙境，使杨贵妃死后的艳艳形象再现于蓬莱，沟通了天上人间永远不存在的爱情。这使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的故事就不再是简单的纪实诗，而成了一个经过艺术再创造的更带有典型意义的悲剧。这种仙化式的悲剧结局，是作了喜剧处理的。它不仅写出了李、杨至死不渝的爱情，而且还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了死而复生、恩爱不绝的奇迹。我们说这是一种主观愿望的表现。

　　可以说这样处理不是必然的生活逻辑，不是生活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只是诗人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希望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主观化的情节，不是客观化的。它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欣赏习惯的。读者、观众都不希望“好人”死绝，更不愿哭着离开剧场。这大团圆结局，与中国古典美学追求有关，是民族传统、哲学基础所决定了的。《长恨歌》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最终以悲剧结局，这反映出了诗人对他所认识所描绘的那部分社会生活的基本评价和基本态度，而且这爱情悲剧是能够统帅全诗灵魂的;至于纵欲失政等政治因素可作为背景、典型环境来考虑。这爱情悲剧作为主要线索来分析、评价。那《长恨歌》的爱情说也就好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