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是现代作家朱自清于1925年所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1917年,作者的祖母去世,父亲任徐州烟酒公卖局局长的差事也交卸了。办完丧事,父子同到南京,父亲送作者上火车北去,那年作者20岁。
重读《背影》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活动中,《背影》的意义得到了多种解读,呈现出越来越丰富、多元的局面。把这些解读加以概括,会发现以下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
第一种,可以概括为“真情说”,认为《背影》主要是写父子之间的互相关爱,一方面是父亲关怀儿子,另一方面是儿子关心父亲。此种解读的主要证据在于买橘子的情节。父亲在路途不便、身体不力的情况下仍要坚持给远行的儿子买水果,儿子被父亲艰难而温馨的举动感动落泪。父子情深由此可见。中学老师大多对此种观点很认同,除了因为它明白易懂之外,还在于可以利用这种真情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
第二种,可以概括为“和解说”。钱理群先生指出,《背影》的写作建立在父子感情隔膜的基础之上,朱自清写作的动机出于父子感情的“和解”,而非父子深情的自然流露。因此,钱理群先生认为,《背影》所写的仍是父子之情,“但又不是一般的父子之爱,而是在人世艰难的年代,父子间曾有过深刻的隔膜,而终于被天性的爱的力量所消解、融化之后,所显示出的父子之爱的伟大与永恒”(钱理群《“做”与“不做”之间——读<绿><背影><春>》,引自《解读语文》,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页。
从理论层次审视这两种观点,我们还会发现,第一种观点的得出,是因为读者特别看重文中所讲的故事——父亲给儿子买橘子;第二种意义的得出,在于读者对作者生活和心理的深刻体验。也就是说,前者是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解读文本,后者则从作者的角度来阐释文本,两者都是文本解读的常用方法,读出的意义虽有差异,但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值得思考的是,这两种方法都没有把文本放置在解读的中心,也就是说,没有从文本自身出发去解读文本的意义。
首先,来看文本的开头和结尾。作者以奔丧开篇: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
以父亲来信说自己大去之期不远矣结束:
“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到了死亡。按照一般的写作习惯,开篇是点题,结尾是深化主题,我们似乎可以说此文的主要意义是死亡或者至少是与死亡有关。但是,就此完成《背影》的解读显然非常草率,因为我们还没有触及文章的核心意象——背影。
其次,我们来看作者在文中着力塑造的核心意象——背影。为了与第一种解读的方式相区分,我们换一种提问的方式:为什么作者选取父亲的背影作为感情的符号,而不去观照父亲的正面?
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之中,可能会得到多种答案。有人会从审美的层面出发,认为写背影而不写正面,会使文章显得清新而别致。但想要写得新鲜和特别,有很多侧面可抓,如白发、眼神等,不一定非要选择背影。有人会从阅读的角度回答,认为写背影能够更好地表达文章的主题。文章是何主题暂且不论,就从理论的层面来讲,一个形象能够表征何种意义,此种关系并非固定,因此,认为背影一定和某种意义如父子情感挂钩,这种预设过于僵硬。
作者之所以选择父亲的背影而不是正面的主要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当时作者只看到了父亲的背影。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一个人的背影而不是正面呢?答案就是当一个转身离开的时候,也就是说,背影意味着一个人转身离去,此文也不例外,背影应该与离别有关。再看文章写到的三次背影,前两次是实写,第三次是虚写。第一次写到背影是父亲费劲地为已经成年的儿子买橘子,儿子被父爱深深触动,情不自禁泪水满眼。第二次是与父亲站台告别后,父亲的背影被人流淹没,儿子离愁黯然,伤神泪流。第三次虚写背影,被父亲信中的哀情所感,回忆往日,伤怀懊恼。由于作者高超的写作驾驭能力,写到三次背影的同时还有三次泪水,所以很多读者都会在感动之中不加细分,认为这三次泪水可以汇聚一处,那就是父爱。如果只是父爱的话,作者写第一次即可,第二次和第三次都可省略。细读之下可以发现,第二、三次的背影均是离别,如果第二次是生离的话,第三次很显然,作者说的是死别。可以说,朱自清先生给我们的是一个生离死别的背影。
回到文本细读,就能更进一步读出背影的深层内涵。文章本身写的就是一场离别,所以,在文章开头之后不久,作者就要和父亲分别北上,父亲执意要送,而“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在父亲的再三坚持下,我只好让父亲送,但是又对父亲讨价时的笨拙话语和托茶房时的.旧派做法不满,觉得父亲太迂腐。这两段叙述是蕴含深意的,作者说出自己的年龄以及来往北京的次数,不仅表明了自己能够独立生活的能力,更是暗示了一种青春期想要摆脱亲人束缚的叛逆感,表现出“我”对离别的漠视。对父亲“迂”的嘲笑,一是表明一种年轻人的超脱,同时,也显示出青春年少时对亲情的忽视。所以,“我说道,‘爸爸,你走吧’”。当时的“我”,就像甩掉麻烦一样,想让爸爸赶快离开。为此,多年后,作者说:“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作者多年以后的懊悔,不仅为下文写背影做了铺垫,而且,也为背影定下感情的基调——背影就是一段抓不住的时光,一个留不住的生命。背影不仅是父亲的符号,还具备了丰厚的隐喻意义。
如果我们放宽视野,拿朱先生的《背影》和当代文学写背影的名篇进行类比,能够更好地阐释背影这一意象的独特韵味。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之中写到过母亲的背影。由于他经常坐着轮椅到地坛散心忘了回家,母亲就到园子里找他。作者在文中痛悔地说:“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这种痛悔和朱自清的“太聪明”的感叹实则如出一辙。我们与其把作者对背影的描绘视为父子或母子感情的符号,倒不如说这是作者在表达某种成长期的感悟。把背影与生命感悟联系在一起的最近的名篇,是被誉为“二十一世纪背影”的龙应台的《目送》,这篇文章直接把人生一程比喻为一场场月送亲人背影的离别。
回到《背影》,我们发现,朱先生对自己这段生活往事的叙写,既有着青春期的反叛,也有着中年期之后和父母的疏远。实际上,文中的父亲和儿子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不管是地理的距离还是心理的距离,直到死亡来临。作者不仅是在述说一种亲情,也是在诠释生命和死亡的意义,看父亲的背影离去就是在目送生命离开。
一个文本的开头和结尾,不仅仅是文章的开始和结束,而且是文本意义有机的组成部分。和文学相比,生活是没有始终的,文本的开头是生活的结尾,文章的结尾是生活的开头。背影作为文章的核心意象多次出现,它不是追问意义的终点,而是起点,读者不能在解读完“背影”意象的意义之后就停下来,一定要反思作者为什么写背影而不写正面。不仅要明白作者为什么这样写,而且还要明白作者为什么不那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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