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达观生活

　　白居易的唐代文学家，文章精切，特别擅长写诗，是中唐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

　　唐代诗人三巨头中，白居易可以说人生与仕途顺山顺水最为得意。先说李白，才情横溢，除了有近两年的时间在皇帝身边做文学弄臣以此点缀歌舞升平以外，一直郁郁不得志，最后卒于其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里;杜甫则更惨，虽说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人生理想也颇为远大崇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除了“麻鞋见天子”，被肃宗皇帝授予左拾遗和被四川节度使严武表奏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之外，好像也没什么大的作为。杜甫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苦与漂泊中度过，五十九岁时，病死于湘江上的一只木船上，藁葬于耒阳。四十多年后，他的孙子杜嗣业才让他魂归故里，把他的尸骨改葬于老家河南巩县。

　　在三人中，白居易是唯一一个以进士及第跻身官场的。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记载，考中进士那年，白居易二十八岁，第四名，同时在录取的十七人中他年龄最小。他颇为得意，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曾写诗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这时的白居易“济世”的豪情万丈，直冲云霄：“心中志气大，眼前爵禄轻。”于是他撰《策林》七十五篇，阐述治国之道;作《初授拾遗献书》，向宪宗皇帝表明自己的忠诚与对国事的关心;更是写了《秦中吟》和《新乐府》，以表忧民情怀，真可谓“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同时他天真地认为“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但不久他那“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的直言脾性终于碰壁，“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

　　公元815年，四十三岁那年，出现了他人生中唯一一次的挫折，因上疏论宰相武元衡死得冤枉，要求朝廷立即缉拿刺客，以雪国耻而被宰相们指为越职言事，同时他的仇人说其不孝(牵强说他母亲看花落井身亡，而他却作了《赏花》、《新井》诗)。唐宪宗一听大怒，把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白居易彻底醒悟了，自此以后，他的“兼济”天下之心渐渐滑向了观照己心的“独善”：“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世间尽不关吾事，天下无亲于我身”，不敢再过问政治，自称“天涯沦落人”，不由生出了“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的感慨，由此开始了他的'“奉身而退，行在独善”的生涯：“从容于山水诗酒间”，与自然山水为伴，山僧野老为友，“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不闷”。

　　五年后，回到朝廷，随后在忠州、苏州、杭州做刺史，为官清廉，深得民心。在杭州，曾修筑白堤，蓄水灌田千余顷。杭州刺史三载，白居易颇为清廉，离任之时，告别城中百姓，写下了这样感人肺腑的诗句：“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并把自己的一大笔俸银留于官库中，只带走了两块采自天竺山上的太湖石，为此还写诗自问是否有伤清白：“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斤，无乃伤清白。”而离苏州日，郡中市民涕泣相送，这让白居易久久不能忘怀：“浩浩姑苏民，郁郁长洲城。来渐荷宠命，去愧无能名。青紫行将吏，班白列黎氓。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饯筵犹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树色，尚闻丝竹声。怅望武丘路，沉吟浒水亭。还乡信有兴，去郡能无情。”后来，为纪念他，苏州人民曾建白公祠，祠中有思白堂，并刻有碑记。

　　最后白居易的官越做越大，七十岁那年，以刑部尚书退休，寓居洛阳香山，以蓄姬、嗜茶与饮酒自娱：“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浅把三分酒，闲题数句诗”，并在具有风土水木之胜的洛阳城东南隅建造了一处占地一十七亩的庭园，园内有水、竹、树、岛、石、桥、鹤，有书库，有酒，有琴等，真正过起了“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的神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