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看白居易的人文情怀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其代表作《琵琶行》在我国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

　　《琵琶行》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白居易的文学名著，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叙事长诗之一。由于这首诗，白居易的名字更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三十年后唐宣宗在为白居易写的一首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本文尝试从人文的视角来观察白居易的《琵琶行》。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曾以诗仙、诗魔自比，另有广大教化主的称号。《琵琶行》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天，时白居易四十五岁，任江州司马。白居易在元和十年以前先是任左拾遗，后又任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大哗。藩镇势力在朝中的代言人又进一步提出要求罢免裴度，以安藩镇的“反侧”之心。这时白居易挺身而出，坚决主张讨贼，认为否则国将不国。白居易这种主张本来是对的，但因为他平素写讽喻诗得罪了许多朝廷的权贵，于是有人就说他官小位卑，擅越职分。再加上有人给他罗织罪名，于是贬之为江州司马。江州的州治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是刺史的助手，听起来也像是不错，但实际上在中唐时期这个职位是专门安置“犯罪”官员的，是变相发配到某地去接受监督看管的。《琵琶行》描绘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内，一次在长江上送客，听到一位来自长安的女伎演奏的琵琶，所勾引出的贬谪寂寥之情。在这篇名著中，白居易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唐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道德操守。

　　白居易本来就是一个关心下层人民，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人。他的《琵琶行》用浅近流转的语言描写了一个动人怜惜的风尘女子形象。这在文学史上也不多见。以往历代文人所描绘的对象很少有涉及普通下层人民，更不会描写风尘女子。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十四句是文章的第一段，写琵琶女的出场，交代时间、地点。这与其他的诗词创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这一段场景的描写不仅仅是在为琵琶女的出场作铺垫，也应该是在记录作者自身的活动。作为一位有强烈人文情怀的诗人，一位失意的政治家，此时的白居易其所思所虑的除了自身之外，一定也为国家而担忧，“枫叶荻花秋瑟瑟”体现了作者此时凄凉的心境。“醉不成欢惨将别”，给人一种空旷、寂寥、怅惘的`感觉，更是和主人与客人有许多理想、抱负未能实现的失意、伤别融合一体，构成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是什么使得两位失意的政治家“忘归”“不发”?是从水面上飘过来来自船上的声音，这声音实际上就是白居易所一直关注的人民的声音，而不是寻欢作乐的靡靡之音，所以一下子就吸引了主人和客人的注意。由于他的坚持，这位曾为人所不齿的风尘女子才“千呼万唤始出来”，这也恰恰表现了白居易对下层人民的强烈的人文关怀。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共二十二句，为第二段，写琵琶女的高超演技。琵琶女的琴艺高超通过白居易展现在我们眼前，而更加高超的应该是作者本人。纵观白居易的政治生涯，几乎在每一时刻都可以发现其对民生大众所作的贡献。如后文所述，在长安敢于直谏，被贬之后在地方也多有建树。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共二十四句为第三段，写琵琶女自述的身世，自述早年曾走红运，盛极一时，到后来年长色衰，飘零沦落。其实这一段何尝不是白居易的写照。白居易二十七岁开始投入科考，二十八岁年进士及第。唐代科举较后代严格的多，有“五十少进士”之说。白居易年纪轻轻便高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此后仕途顺畅，一直作到太子左赞善大夫。但此后则一路被贬，直至江州司马，可谓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与琵琶女又何等相似。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这一段一方面描述的是白居易所居处的恶劣环境，但“杜鹃啼血猿哀鸣”一句却描绘了白居易实际上并不是对自我的哀叹。末一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青衫为谁湿?难道仅仅是对于琵琶女和他自己不幸的感慨?恐不尽然。白居易所处的年代，唐朝已经显出衰像：地方上藩镇割据，朝廷内宦官专权，官员之间相互倾轧。对于这样的政治环境，白居易表现出极大的忧国忧民情怀。早在808年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著“赏花”及“新井”诗，又被诽谤，认为有害名教。被贬为江州司马。究其原因，不难看出白居易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所与生俱来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如果单单是对其自身的叹息，如何能“杜鹃啼血”?以后白居易转任他职，并没有因为曾经被贬而消沉下去。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3]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4]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832年，好友元稹不幸辞世，白为之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无论自身境况如何，白居易一直坚守着“兼济天下”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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