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载：宋太宗曾兴致勃勃地问侍臣：「我比唐太宗如何？」左右近臣自然无不交相称讚，唯有李昉不置一言，还吟诵起白居易歌颂李世民的诗句：「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给宋太宗当头泼了一盆凉水。

　　不过后人对于白居易的歌颂发出了疑问，因为「怨女三千放出宫」，放出的都是他老爹李渊的女人，又不是他自己的女人。《资治通鉴》记载中书舍人李百药上言：「往年虽出宫人，窃闻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无用者尚多，岂惟虚费衣食，且阴气鬱积，亦足致旱。」李世民说：「妇人幽闭深宫，诚为可愍。洒扫之馀，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俪。」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杜正伦于掖庭西门间出之，前后所出三千馀人。李百药说的「往年虽出宫人」，是指二年前的武德九年，李世民刚夺了帝位，就下诏说的：「宫女众多，幽閟可愍，宜间出之，各归亲戚，任其这人。」李渊的宫人，曾是李世民、李建成都要拉拢的对象，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拿她们来出气，并用以为自己收揽人心，又属理所当然。

　　对于「死囚四百来归狱」的不以为然就更多了，欧阳修的《纵囚论》就说这种不近人情之事是：「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唐太宗知道释放囚犯回去，他们一定会回来以希望被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如果释放了回来的就按国法杀掉，然后再释放一批，囚犯又回来了才证明是教化的作用，但他们一定不会回来了！这种事之前发生过多次了，清人赵翼的《孩余丛考》指出：纵死囚归家始于后汉的马援，自后汉、两晋、南北朝至于隋、唐、宋、元、明，其中皇帝和官吏纵囚的，共有二十馀次。比如南朝宋东阳太守王志纵囚、北齐兖州刺史张华原纵囚、北周上州刺史萧撝纵囚、隋初齐州惨军王枷纵囚、唐初万泉县丞唐临纵囚，无非都是作秀而已。清代王夫之也认为李世民纵死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局：「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王夫之以为当时，「法令密而芦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埔逸，抑谁为之渊薮者？」户籍和连坐制度尤为完备，边关的管理也相当到位，要想逃出去，几无可能。死囚们既无处可逃，又无处可藏，还得冒宗族亲戚遭受株连的风险，他们怎麽可能不乖乖回来？连朱熹也说：「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功耳。」于是，白居易的歌功颂德就要被人诟病了。然而，人们往往不能理解，文学性的宣传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微妙关系，文学性的宣传为的是当下的一时性，其很多细节往往经受不起历史真实性的考证。白居易说的是「尔来一百九十载，天下至今歌舞之。」拿一百九十年前的事来说的，是他对于所生活的元和年间现实的不满。开国皇帝高祖、太宗的事，常常被大臣们说成「祖宗之法」，用以堵继承者的口是有很多好处的。「祖宗之法」是不能批评的，一批评就危及继承者自己的地位，所以歌功颂德总是必须和不会错的，经过了一百九十年的歌功颂德，它们的真实性和正义性也已经不容置疑，虚假的也成了真实的了。所以白居易说：「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子孙就是心知肚明李世民的把戏，也只好像开饭店的那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落在食客饭菜裡的死苍蝇吞下肚里去，更何况当时的唐宪宗未必能看透李世民玩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