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地区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农具论文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进入阶级社会的初具政权职能的国家，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虽然与尧舜时代差别不大，但社会性质却截然不同。在其管辖疆域内，拥有军队、监狱等国家机器，王位也成了世袭的继承制。夏朝的中心地域是今晋南、豫西地区。晋南素有“夏墟”之称。中华民族从远古的蒙昧走向文明，山西地区的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夏代的都城相传是“禹都安邑”，其所在地约为今天的山西西南部，这里是夏族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近年来，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的考古发现，其遗址年代与夏纪年基本相当。

　　从考古资料与相关文献推测，夏朝时社会生产力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夏王朝建立本身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首先，青铜器物的出现，昭示着山西在生产技术和金属冶炼技术方面领先全国，山西在夏代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其次，是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耒耜的普遍使用，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第三，懂得了农田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第四，懂得了天文历法对于农事活动的重要性。最后，手工业也作为专门的生产部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关于商族的起源，有人认为是在山西晋南地区。具体说，山西垣曲的商代城址，即文献上所谓的“汤始居亳”的亳都。垣曲商城不仅有较为完整坚固的城墙、城壕以及城门，而且区分出宫殿区与一般居民生活区，在居民区还伴有灰坑和墓葬。陶器与青铜已是这一时代较为普遍的器物。商代祖乙当政，因河决之患，曾迁都于耿，一般认为“耿”即今山西河津耿乡，这里一度成为商代的统治中心之一。商都迁耿，大大促进了山西方国文化与农业科技的发展。

　　代商而立的是周王朝。在周伐商之际，位于山西的大部分商方国，如虞（今山西平陆北）、芮（今山西芮城县西）等也相继叛商归周。周初分封诸侯，叔虞封唐。

　　西周之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春秋时代。春秋时期的晋国是“春秋五霸”之一，经济强大，国力强盛。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也是国家的命脉所在。在西周初期，晋国仅是“地方百里”的偏侯，而到春秋中期则一跃成为称霸诸侯的军事强国，这种变化是以其迅猛发展的经济为基础的。

　　夏、商、西周3代，人类摆脱了原始农业进入沟洫农业时期。农业经济已成为社会经济的最重要的部门，农耕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处在三代统治中心或近缘范围的山西地区更不例外。此时的黄河中下游已成为中国农业发生最早的地区之一，而且较早脱离了山地，向河流两岸平原地区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当时在平原地区发展农业，排涝是突出的问题，由此形成以排水洗碱为目的的沟洫系统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套农业技术，成为战国之前黄河流域农业的最大特色。山西在夏、商、西周3代的农业技术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和发展的。

　　春秋时期，由于晋国的强盛，在国民经济诸部门之中，农业和畜牧业是基础产业，因为人们的生活日用品特别是食品，几乎都需要农牧业提供，许多手工业的原材料也要靠农牧业提供。随着晋国疆域的不断拓展，晋国农业才真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最能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是劳动工具，夏代的农具主要有石斧、石刀、石镰、石铲、蚌刀、蚌镰、蚌铲、骨铲等，石斧主要用来砍伐地上的荆棘和杂草，铲是用来翻田松土的工具，许多石铲平面为有肩形，由此可遗址总面积约25万m2，发现夏时期的房屋、水井、陶窑、沟槽和墓葬等遗迹，出土了各种不同质地的兵器、乐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

　　夏县东下冯夏代遗址山西灵石王家大院耕读砖雕图知，这是一种附加木柄的复合工具。刀和镰都是收割工具，这时对农作物是连茎秆一起收获的，说明人们已经知道利用农作物茎秆了。耒、耜、锸都是这一时期普遍使用的木质农具，先秦文献中也都有使用这些工具的记载。耒、耜、锸都是挖土工具。这些木质的工具在遗址中很难保留下来，但在一些灰坑或窖穴的土壁上留下的印痕却可以证实当时确实有使用这些工具。另外，在许多窖穴底部发现了已经腐朽的粟和其他的粮食，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渔猎仍是农业经济的补充形式，发现的渔猎工具有石球、石镞、骨鱼叉、网坠、鱼钩等，且青铜已经用于制造生产工具，除了铜镞、铜鱼钩外，还有铜凿、铜锛和铜锥。这些都是狩猎、捕鱼和手工业所需的工具。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发现铜质的农业生产工具。从考古资料来看，这一时期出土较多的农业生产工具仍是石器（山西长治小常小神村夏代遗址出土的石铲、石刀、石镰，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夏代遗址出土的水井、石刀、石镰、石铲，山西翼城感军夏商遗址出土的石铲、石刀，山西永济东马铺头夏商遗址出土的石刀，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目前已经发现的商代农具中，石器最多，都是通体磨光的斧、铲、刀、镰、锛等。其次是骨蚌器，最难见到的是青铜农具。山西长治小常小神商代遗址出土的有孔石刀、石镰、石铲，山西灵石旌介村商代墓出土的石镰，山西盂县北村商代墓出土的石刀、蚌镰，山西垣曲古城南关商代遗址出土的石铲、石刀、石镰，山西垣曲商城商代遗址出土的石刀、石镰、石铲、骨铲，等等。为什么在发达的青铜时代，却很少发现青铜农具？其实，制造先进锋利的农具并不需要很复杂的技术，问题是商朝统治者根本就不想这样做。“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国家，不可能把先进的青铜技术首先应用于农业。所以，考古发现常见硕大精美的青铜礼乐器和数量极大的锋利的兵器，青铜农具却少得可怜。除了石器、骨蚌器之外，商代还大量使用着木质农具—耒和耜。木质农具在夏代就有，商代则更多更先进了。

　　西周的农业生产工具有了明显的进步，比如耕地用耜，除草用铧、，收割用、艾。其中铧、、3字皆用金字旁，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工具已有金属制造的农具。但这时的农业生产工具还是以石器、骨器、蚌器和木器为主，如山西天马曲村西周遗址出土的石铲、石刀、石镰（《文物》1998年11期），山西芮城东庄东周遗址出土的蚌刀,等等。

　　当然金属农具还没有普及，因为青铜在当时还很昂贵。西周时期，根据相关史料推断，可能已将马、牛等畜力应用于农业生产。

　　在春秋时期，山西地区一些新型农具出现。山西芮城春秋墓出土了石犁，与此同时，青铜农具也出现了。晋国遗址所出土的完整的青铜农具有三四件，青铜铲（锹）1件，出自侯马上马的11号墓。这件铲长13.2 cm，宽9 cm，上部有銎，銎延伸到铲面，銎孔之中尚存朽木。铲是现代的名称，古人称此种工具为“钱”。但是到目前为止，山西地区还没有发现完整的青铜犁。虽然此时的青铜农具种类和数量相对较少，但青铜农具的创制，标志着人类金属冶炼技术走向成熟，这为冶铁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作了物质和技术上的铺垫，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春秋晚期至战国，晋国及三晋已经出现并使用铁制的农具，如镬、铲、镢、锄、镰等。镬、铲、镢是挖土工具，锄是中耕除草工具，镰是收割工具。铁制农具在山西地区已经出现，但还不是十分普及。《国语·齐语》（战国）载：“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指的是铜，兵器等用铜制造。恶金即铁，只能用来制农具。考古发掘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铁制农具也不多，但也有重大发现。如：1956年冬，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在山西省侯马市北西庄东周遗址中，7个探方内共发现居室2座、窖穴5个。这些居室和窖穴的出土遗物有陶器、骨器、蚌器、铜器、铁器和铜范等6种。其中陶器最多，骨器、蚌器次之，铜器、铁器和铜范数量极少。铁器只有残犁铧1件，说明春秋时期冶铁业已经有了发展，铁器已经开始应用到生产工具方面，但出土的铁器数量少，也说明当时铁器的应用还不十分普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在春秋文化遗址中出土了1件残铁犁铧，比历史学上普遍关注的战国时期河南省辉县的铁犁出现的时间要早，这说明山西农耕技术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比其他地区较早应用铁犁耕地，同时这也正在孕育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预示着新的农耕时代的来临，从而引起新的社会变革、新的制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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