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儒家到儒教的论文

　　摘要：为抵消佛道二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改变礼崩乐坏的现状，朱熹以《仪礼》为本经，以《大学》修齐治平的理想进阶为依据，对传统儒家礼学进行重建，改变了传统礼学自上而下的路径，使之由政治转向生活。自下而上的礼学重建注重日常生活的践履，强调传统宗法社会秩序的构筑和行为方式的规范，并在实践中固化社会的等级制度、宗法观念，使儒家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行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儒家往儒教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儒家;儒教;朱熹;礼学重建;践履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建立起了一套“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理学理论体系，把儒家思想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正因如此，后世学人对朱熹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他的理学思想上，而忽视了朱熹对传统礼学的重建。实质上，朱熹既注重高明的形上学理论建构，又强调下学工夫的践履，他对传统儒家的改造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同时进行的。朱熹理学使儒家具备了超越的天道信仰、绝对的政治信念、终极关切的心灵体验，完善了从儒家到儒教转变的理论环节。其对传统礼学的重建，使礼学由复杂烦琐的庙堂之学变成了平民与土大夫皆可推行尊从的`日常生活礼仪规范，让儒家的社会教化、行为规范等功能更加完备，使儒家具备了与释道二教相似的实践功能，完善了从儒家到儒教转变的实践环节。从儒家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朱熹理学体系的构筑和礼学的重建使儒家具备了超越的天道信仰、严格的行为规范、严肃的道统传承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标志着儒家往儒教发展的完成。

　　一、朱熹重建礼学的原因

　　首先，礼崩乐坏的现实动因。在朱熹生活时期，国家礼制阙失、民间不守礼的乱象以及金国礼制振兴所形成的外在张力，都成为朱熹礼学思想的外在刺激因素。[1]朱熹指出，古代礼学均有所传授，朝廷至民间，典礼清楚分明，而到了宋时，礼学没落，传承断绝，“直是无人”：

　　古礼学者是专门名家，始终理会此事，帮学者有所传授，终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礼有疑者，则就质问。所以上自宗庙朝廷，下至世俗乡党，典礼各各分明。汉唐时犹有此意，如今直是无人。如前者某人丁继母忧，礼经必有明文，当时满朝更无一人知道合当是如何。大家打哄一场，后来只说莫若从厚。恰似无奈何本不当如此，姑徇人情，从厚为之。岂有堂堂中国，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无一人识此礼者，然而也是无此人。[2]卷八十四

　　朱熹明确指出：“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诸生又不过诵其虚文以供应举，至于其间亦有因仪法度数之失而立文者，则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议率用耳学臆断而已。”[3]卷十四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尚且如此，平民百姓不知礼、不守礼就更加严重。王安石曾如此形容当时的纲纪混乱：“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4]李觏说：“周衰法弛，斯道以亡，庶匹商者有之矣，幼陵长者有之矣。祖以世断，远则忘之矣，族以服治，疏则薄之矣，骨肉或如行路。”[5]把这种混乱无礼的现状归因于宗族、家族观念的淡薄。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朱熹感叹：“圣人事事从手头更历过来，所以都晓得。而今人事事都不理会。最急者是礼乐。乐固不识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礼，也都不曾讲得。”[2]卷三十六“礼乐废坏二千余年……后来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但未知远近在几时。”[2]卷八十四朱熹以极大的使命感，勇敢地承担了这个尽数拆洗一番、重建礼学的工作。

　　其次，对礼的重要性认识是其理论动因。“礼”在宋儒心目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司马光分析了历代政治，认为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本在于礼，“昔三代之王，皆习民以礼，故子孙数百年享天之禄。”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从《大学》身、家、乡、国、天下五个层面分析了礼的作用：“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朱熹则更进一步，认为礼不仅是治国之术，还是教化之要，“齐之以礼者，是使之知其冠婚丧祭之仪，尊卑小大之别，教化知所趋”[2]卷三十二，更是入德之阶，“古人设教，自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从事于其间而不敢忽，然后可以消磨其飞扬倔强之气，而为入德之阶”[6]。朱熹认为，通过洒扫、应对、进退这些人伦日用之礼，可以消磨人的飞扬倔强之气，践行礼的过程就是修身成德的过程。在朱熹看来，“格物”是治国、明明德于天下的前提与基础。他的弟子子渊问他如何读《大学》，他回答说：“此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又说：“本领全只在这两字上。”[2]卷十四至于什么是“格物”，朱熹认为是“即物而穷理”，这个理既有自然之理，也有人事之理，人事之理就是“礼”。“礼”是修、齐、治、平的根基和起点，不从洒扫、应对、进退间做好，只谈义理往往流于空虚。

　　最后，与佛道二教争夺民间地位。南北朝以来，佛教影响日盛，学者一般认为就人间关切和理论的精妙来说，儒学不如佛学。朱熹早年也“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3]卷三十八，后来他融摄释道精华，援释入儒，建构起了能与盛极一时的释老思想相对抗的严密理学体系，在理论上实现了对佛道二教的兼综与超越，解决了传统儒家不够超越的问题，摆脱了唐以来“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传统看法，使儒家的修身成为准宗教式的心灵体验和精神追求。但是，这些仅仅停留在文人士大夫层面。在世俗民间，佛道二教浸淫已久，理学体系虽然精妙，仍对抗不了佛道二教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尤其是佛教以其人、道、俗、书、教、居、庐、礼乐、文章、衣服、饮食、祭祀全方位地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造成了“髡发左衽，不仕不农，不工不商，为夷者半中国”的社会状况。[7]百姓的精神寄托和人生指引都是佛、道两教，儒家传统礼仪被冲击殆尽。程颢曾至禅寺见佛教礼仪趋进揖逊之盛，不禁感叹曰：“三代威仪尽在是也。”[8]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丧仪一》也称：“世俗信浮屠诳诱，于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丧，饭僧、设道场，或作水陆大会，写经造像，修建塔庙。” “儒教”之名尽管早已有之，但由于历史上儒教宗教性的缺乏，导致它在三教关系中虽然表面上被尊为首位，实际上却处在下风。这可能并不取决于所谓“义理”的高低或国家政策的倾向，而主要是由世俗社会的信仰心态所决定的。[9]82如果儒家思想不在世俗社会秩序的构建上夺回话语权，朱熹所构筑的理学体系再精妙，影响力也仅限于士大夫阶层，成为纯粹的治世理论和精英文人的道学思想，无法与佛道二教争夺民间地位。正如学者在《朱子全书》校点说明中指出的：“唐五代以后，世俗民风多为释道二教浸淫，儒学在民间的地位不免因之而削弱。儒家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不得不放弃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的古制，将原属于上层社会的儒家礼仪世俗化和平民化，推广至民间。”[10]朱熹礼学重建的目的，意在把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环节诸如出生p婚礼p丧葬以及祖先祭祀等行为规范都纳入儒学指导的领域，在行为领域而不仅是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抵消佛道二教在世俗民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