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甲午殇思,明当代使命
20xx 年,又逢甲午。作为中国人,看到这一干支,不免总会心头一紧。这重如千钧的两个字将我们的思绪来回了那个动荡不安、战火纷飞、背负耻辱的年代。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自负为天朝上国的泱 泱大国竟然被一个曾习技于己的弹丸小国打得一败涂地、溃不成军。曾经的藩属国一跃成为了殖民者,这是怎样的耻辱!被当头一棒打醒了的中国已然意识到,那个国家显然已经不是当初派遣唐使的落后蛮国,而是一个历经了“明治维新”实现了近代化的军事强国。毛主席在接见访华的日本将军远藤三郎时就说到:“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这的确没错,中国人终于借甲午战争看清了自己,也开始重新认识了日本。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就已然开始倡导,“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知己知彼,方才能百战百胜。自日本福岛地震后,日本与周边各国的岛争问题愈演愈烈,以安倍为代表的右翼政党使 得日本的军国主义再度抬头,这不免令我们联想到十九世纪末时那个野心勃勃的日本。甲午战争绝非偶然, 我们能从中看出这个弹丸之国想要吞并世界的野心,能看出这个民族独特的 民族性。而这些也有利于我们今天再次认识这个民族。日本骇人的“大陆政策”历史由来已久。刚刚统一了日本全国的将军丰臣秀吉就从朝鲜 半岛入手,欲建立一个内含中国、印度、朝鲜在内的亚洲大帝国。虽然最终由于明朝军队的 强力反攻,加之国力有限、难以为继,日军撤出了朝鲜半岛、以失败告终,然而这种意图与 思维方式依然印在了日本民众的脑海中。刘亚洲先生在代序中谈到:“日本是个岛国,他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这与二战时纳粹德国为争夺所谓“生存空间”而发起侵略战争的思想简直如出一辙。
侵略者总是很相像的——日本人也一直想要开拓出属于他们的 “生存空间” ,即向大陆发展,这与其资源匮乏、灾害频发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所以一旦政局安定些,日本就会显现出它带有侵略性的一面。明朝万历朝鲜战争如此、中日甲午战争及二战如此,而今的安倍政府亦是如此,只是迫于国内外压力要缓和些。“大陆政策”的侵略战争性质与日本的军国主义是离不开的。戴季陶先生就给出了“军 国主义”的定义:“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势力都附从在军事势力之下。”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军国主义“一定要成为一种制度” 。这种形容,不由得令我们想到由将军来控制政治的日本幕府。虽然在明治维新中幕府被推翻, 然而这种军国主义倾向已经较深地影响了日本。由“大陆政策”作为战略方针,经历过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日本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军国主义国家。日本的财政方针、外交方针、教育方针都以国防计划为基本来制定,财政是军需,教育是军事教育。而说到“为军事服务的教育”,我们也不禁对当下的安倍政府倍感担忧,不正视历史、篡改日本教科书,将“侵略中国华北” 说成是“进入中国华北”,如此粉饰战争、掩盖罪行,与军国主义倾向不无关系。在甲午海战中,中日双方的士气形成了鲜明对比,北洋海军军纪涣散,而日军则是有备而来。这场战争的确是一个腐朽没落的帝国机器与近代化的军事强国之间的.战斗,而同时也反映出两个国家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究其根源,这与两国的文化是相关的。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膨胀,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日益僵化,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中国人显得麻木、只求防御,像极了二战初期一味撤防而令德国长驱直入的法国贝当政府。 而日本历来尊崇武士道 精神。戴季陶先生用有些戏谑的口吻将“武士道的精华”总结为“仇讨”和“切腹”——一个是杀人、一个是自杀。这听上去实在是有些野蛮的精神,而这在另一面恰恰表现了日本人的“尚武”与“忠信”的品格。这种武士道精神是适应战争的,并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人敬佩与借鉴的——二战时美国人总会感叹太平洋作战的日军投降的很少。然而若用在军国主义上,武士道的品格就成了“恐怖主义” ,是万不可取的。以中日甲午战争作为窗口,我们不难分析出以上这些存在于部分日本政党与国民思想中 的特点,其中对日本与亚太的发展有诸多消极因素,而由于冷战中美国的大力扶持、日本经济发展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等原因,这些消极因素依然留有残余,并且影响着当今日本政局。从 1894年甲午战争起,我们开始重新认识日本。
如今20xx年又逢甲午,我们深谙“知耻近乎勇”的道理,应重新审视日本、审视自己。已过两轮甲子,而伤痛之痕犹在,国辱军耻决不可忘。历经无数风雨,如今的中华民族依然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走到了一个由富转强的历史节点;而近年亚太地区的复杂局面,也使我们必须重视起海洋、重新反思历史的教训。我们需要再回望那段历史,明确我们当代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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