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训诂语法札记论文

时间:2021-08-31

  摘要:《论语》是一部常读常新的经典著作。本文从训诂学、语法学的角度,对《论语·雍也》和《论语·子罕》中的两则记录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说解,同时加入语义的照应和上下文的衔接来处理,以求得更加合理的理解,使文义畅通、词顺字安。

  关键词:论语,训诂,名词活用,语义照应

  对“野”、“史”、“君子”的看法

  《论语·雍也》有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目前对“野”、“史”和“君子”的具体训释,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主要有几种看法:一是认为“野”、“史”和“君子”为形容词;二是认为“史”为动词,看作是“饰”字的假借;本文持第三种意见:认为“野”、“史”和“君子”是名词。

  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的解释是相对复杂的,比如刘氏提到:“当时君子,非质胜文,即文胜质,其名虽曰君子,其实则曰野曰史而已。夫子为之正其名,究其义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言非质备,无以为君子矣。”、“敬而不中礼谓之野,礼是文,野人有质无文,故言鄙略。《仪礼·聘记》云‘辞多则史’……”刘氏主要在于说明或者支撑儒家讲求的礼仪之道,有些地方集众家的解释,而最终就“野”、“史”、“君子”的具体所指却没有言明。后来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对这句话的译文是“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有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得当,这才是个君子。”我们认为有不当之处:从训诂角度来讲,“野”、“史”和“君子”是应该相互对照来加以解说的,在词类和词义上应有相通之处。杨先生在译文中把“野”解释为“粗野”、“史”解释为“虚浮”,都是形容词用法,把“君子”视作名词用法,这样一来显得对全句的说解不够对称,没能表现出三者的一致性,出现了偏差。包咸说“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质少。彬彬,文质相半之貌”,包咸的说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后来有人以“彬”做“斌”,有人以“彬”通“份”,指参半的样子。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大致是说“文采”和“朴实”的关系,也就是“文”与“质”的关系问题。而刘宝楠始终未能说明该句的要旨,至少不够明确。而包咸所说的“野人”,我们也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加以理解。“鄙略则近于俗”,“野人”是指“偏远之地、目光短浅之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野,郊外也”,根据这些我们才能够理解“野人”并不是在说居住在偏僻地方的人,而是说“质”多于“文”的人:受到拘束,目光不够远大。同理可以理解“史”:“史”就是史官,据《周礼》、《礼记》记载,“史”是当时国家必需的专门人才,以记国之大事,或记帝王、国君的行为、政绩。当然在记载这些事迹过程中,作为统治者不免有标榜自己“德行”的倾向。作为史官,在史书的记载中不免出现虚夸成分,于是“史”自此有了另一种意味。“君子”并非如刘宝楠所说“群男子”的意思,因为与“野”、“史”相对应,“君子”当理解为当时社会上真正有德有识有才之士。据此可以认定“野”、“史”、“君子”是名词,是指具备了“野人”、“史官”、“君子”这三种人各自具备的最明显特征的人。

  我们还可从语法学的角度再做分析。上古时期并未有严格的语法规范,名词本身是具有这种用法的,《论语》中还有很多用例,比如:

  (1)、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2)、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

  (3)、固天纵之将圣,有多能也。(《论语·子罕》)

  上述例句中斜体部分的词语,我们可以认为是具有了形容词的功能,但它们本身还是名词。这种句子在语法意义上是指前面的本体具备了这个名词(喻体)所具备的性质或状态,这和现代汉语中的比喻很相似,我们把某物比喻成另一物,并不是说这本体和喻体完全相同,而是说本体或本体的一部分具有了喻体的相似性质、状态。所以从语法角度,我们可以对这句话作出合理的解释,所以把“野”、“史”、“君子”理解为名词既不牵强,也符合这几个词语的本来用法和语法性质。这样,从训诂学和语法学的双重角度对这一句话中的重点词语进行了说明,词顺而文安,丝毫不致混乱。

  关于“子畏于匡”

  《论语·子罕》中有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欲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对“畏”字引用《说文解字》的说法,认为是“恶也”,还引用《广雅》中“惧也,恐也”的说法,认为“夫子见围于匡,有畏惧之意”。此处依据孔子曾经被匡地人围困的史实,认为孔子有“畏惧之意”,并把这种理解作为对该句中“畏”字解释,我们认为有不当之处。依据《说文解字》和《广雅》的说法,“畏”应该解释为“惧也,恐也”,那么它就是表示心理活动的内动词,“于”如果是被动标志,此处把这句话解释为被动用法是不合适的。因为“恐、惧”意在上古时期直至今天的汉语中,如果不适当活用,是不能用于表示被动的,所以把“畏”解释为“畏惧”是局限于词义训释的,没能结合上下文做更为合理的解释和探讨。依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说法,“孔子(及其弟子)在匡地被当地的群众拘禁,(孔子)便道……”,把“畏”解释为“拘禁”,其注释是依据《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记载“孔子适陈、过匡,匡人囚禁孔子”等史实指出“畏”的意思是“拘囚”。杨伯峻先生并未把“畏”解释为“恐惧”。争论焦点就在于“畏”字上。我们认为把“畏”理解为“围”字的.通假字,“子围于匡”是典型的先秦汉语的被动句式。在春秋战国时代,用“于”字作为标志是当时最主要的被动句句式。把“畏”解释为“围”,那么它便成为具有被动意义的外动词,“于”字之后的“匡”不仅是指地方,而转义为“(当时在)匡地的人”,就是被动句式中的施动者。更重要的,在《韩非子·难言》中我们发现“仲尼善说而匡人围之”的记载,两相对照,此处理解为被动句,“畏”与“围”通,这是很有说服力的,这是文献例证和文献训释。

  根据下文,在“被匡人围(畏)”之后,孔子十分自信地认为“文王既没”之后“斯文在兹”,虽然说到“天之未丧斯文”和“天之欲丧斯文”两种情况,我们却能体会到孔夫子旨在强调“天之未丧斯文”的情况,孔子并未惊恐,集“道德、仁义、斯文”于一身的孔子针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的现实已经习惯了,却又实在有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我们可以推断孔子的“道”会时常碰壁,所以即使周游列国,结果却总是不理想,所以孔子及门人经常不被各国执政者理会,甚至被直接驱逐,那么在匡地被围(拘禁)也实在不足惧了。所以把“畏”解为“恐也、惧也”在文中没有明确体现出来。此处解为“围困”之“围”更能使文章通达。从整体的文意、整体的篇章上去把握,更利于准确地分析字义、句义。

  参考文献

  1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2 王力.《汉语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王力.《王力文集》(第三卷)[C]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4 杨伯峻.《论语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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