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的翻译与留学论文

时间：2021-08-31

　　【摘要】随着近代西方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并被迫与之打交道，产生了我国近代最早的翻译；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产生了我国近代最早的留学。在一定程度上，翻译必然导致留学，而留学又促使翻译向广度和深度进展。翻译的突出代表为严复。翻译与留学对我国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留学严复

　　在明前期，我国民族关系发展，海外交通也比较发达，因此和境内的少数民族和境外的国家都有比较频繁的交往。为了解决交往过程中的语言问题，太常寺专门设立少卿一人，提督“四夷馆”。“四夷馆”初隶翰林院，选国子监生于此学习少数民族及外国语言，翻译文字。永乐时有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正德时增设八百馆、万历时增设暹罗馆，共为十馆。故四夷馆译字生所受的待遇较高，如参加科举考试中式，可以得到乡、会试科甲的同样出身。「1」

　　后来，由于明朝的国际影响力逐渐下降，“四夷馆”也日趋寥落。据隆庆时大学士高拱所说：“译自字生自嘉靖十六年（1573）考收之后，迄今垂三十年，中多事故更迁，所存者仅余一二。世业无传，番译俱废。”「2」可见，翻译最初的含义就是“番译”，即将少数民族和外国的语言转译成我国的汉语。和现在“翻译”的含义，即将一国的语言转译成另一个国家的语言的含义是有差别的！

　　清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和国外的交往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翻译一事就无从说起了。但是到了清朝晚期，由于民族危机四伏，一些封建官僚中的开明士大夫，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开始注目世界，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林则徐、魏源，他们是有名的“经世派”。“经世派”士大夫最关心的问题是了解擅长海事的西方。但是，如何了解呢？在钦差大臣林则徐看来，有效的途径是通过翻译。1839年在广州时，曾命令翻译广州、澳门、新加坡和印度的外国报纸。后来魏源建议设立一个官办译书局。……除报纸外，西方的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情况的资料都在收集之列。「3」这应该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翻译事业，直接为当时的现实服务。

　　xx战争以后，来华的外国人渐多，我们也必须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就要涉及到语言的交往问题。特别是第二次xx战争时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3年内可以附用汉文。这就必然要求统治者正视我国当时翻译人才奇缺的现实，想方设法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

　　为了避免受制于人，同治元年恭亲王奕上《奏设同文馆折》，认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主张设立同文馆。并以“止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同文馆由此产生。「4」同文馆是我国的第一个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机构，但是奕奏设同文馆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满族的翻译人员，人数也极为有限，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奏定的《新设同文馆斫拟章程》中规定，学生人数先定10人，最多不超过24名。「5」显而易见，这些可怜的人数根本就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对翻译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单单要懂得外国语言，还必须懂得一些专业的术语。为此，同治二年，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外语学校，他认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相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迪晓。”「6」因此，李鸿章设想中的新学校应该比京师同文馆有更广泛的目标，即在学习欧洲语言的同时，还要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自然对语言的要求是达到“精熟”的程度！

　　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上海同文馆于同治三年在上海兴办起来，录取学生50名；广州同文馆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同治三年夏以同样的方式创办。

　　但是，只要不跨出国门，无论你的语言达到如何“精熟”的程度，都只能是闭门造车，无法了解和掌握西方真正的技术。对于这一点，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的精英们是知道的！因此，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留学外国学习西方的一个长远的计划必须提上议事的'日程。

　　同治九年，曾国藩、李鸿章上《奏派遣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详细说明了派遣留学生的理由：一是办理洋务的急需。洋务学堂的学生对西方近代技术“本源无由洞彻，曲折无以自明，”因此无法学到真正的西方技术，而“造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可以弥补洋务学堂育才之不足，是为当务之急；二是条件已经成熟。同治七年签订的《葡安臣条约》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须照所有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也照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批准的外国人居住地设立学堂，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办理学堂。”也就是说中国人可到美国游学有了法律依据；再加上我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容闳的活动，丁日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支持，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1872年8月11日），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30人赴美。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元年，清廷每年分别派遣30名，共120名幼童赴美。「7」

　　我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后来虽然因为国内顽固派的反对以及美国制造的排华事件而被迫全部撤回，但是我国的留学脚步就再也没有停下来，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并且促成了我国留学风气的形成和清政府留学政策的逐步确立，并且留学的目的地渐由欧美转向日本。其原因，张之洞在其名著《劝学篇》讲得非常明白：“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并进一步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8」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出国留学高潮。光绪三十二年，仅留日学生人数就达一万三四千人。「9」

　　因此，在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被迫学习外国语言的过程中，以及随后的洋务运动产生的“洞彻”外国“制器之密”的愿望，促成了留学的出现。但是，正是这些留学生在海外的学习经历，进一步了解了国家的强盛不单单在于器物，还在于制度。郑观应就明确指出：“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轮、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趋步，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果以足恃欤？”「10」第一批留学生以及后来者反过来又把他们认为促使西方强盛的一些制度方面的书籍介绍到中国。梁启超就说过：“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这句话有点偏颇，但这也是当时很多有识之士的想法！

　　近代中国的翻译，当首推严复。严复的翻译，被誉为：“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志……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11」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接受了严格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严复译书，重点在社会科学上面，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经典著作上，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学，政治学等。他认为只有从这些著作中才能找到西方国家强盛的真正命脉之所在，其他的都不过是“形下之粗迹”。他把译书与寻求救国道路结合起来，翻译《国富论》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翻译《论法的精神》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倡导君主立宪制度等等。

　　在他的笔端下，西方资产阶级称誉的优秀著作，基本上都由他介绍到了中国。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已权界论》和《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流》，甄克斯的《社会通诠》，赫胥黎的《天演论》被称为“严译八大名著”。

　　在严复的所有译著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康有为曾说“《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12」在书中，严复反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中国人民敲起了危亡的警钟，大声疾呼要顺应“天演”的规律，改革现状，变法维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祸，否则就会被淘汰。

　　《天演论》的发表，不仅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而且对行将到来的革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如革命派所指出的那样：“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13」

　　可见，翻译在促使社会变革方面的巨大影响力。而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介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竟然开启了我国历史一个崭新的时代！

　　与此同时，著名翻译家林纾（1852—1924）等人翻译了西方达二百部小说，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1897年我国最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成立，对国民素质的提高、民智的开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日本翻译过来的一些词汇，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汉语……可见，翻译和留学对我们制度的变革、视野的拓展、学术的提升等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1」方志远：《明代的国家权力及运行机制》14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

　　「2」孙承泽：《天府广记》卷27《四夷馆》。

　　「3」《剑桥中国晚清史》第145页，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8，第29-35页。

　　「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8，页。

　　「6」《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1-13页。

　　「7」容闳：《西学东渐记》，123页。

　　「8」张之洞：《劝学篇·外篇》第5-6页。

　　「9」《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6页。

　　「10」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

　　「11」吴汝纶：《答严几道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