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大家，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已有不少的出色成果。同时，黄宗羲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终结阶段的重镇之一，对儒学的考察具有批判总结的深度和广度。基于以上情况，要在黄宗羲哲学的研究上有所进展，是比较艰巨的一件工作。《困境与转型———黄宗羲哲学文本的一种解读》一书的作者程志华教授从黄宗羲接受的学术资源入手，指出其所面临的儒学形上学的困境，由此进一步从生成论、本体论、人性论、工夫论、圣王论等方面分析了黄宗羲在儒学形上学问题上如何走出先前的困境而实现了转型，给出了黄宗羲在儒学形态转换上的历史定位，即从“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原始儒学到“形上学形态”的宋明儒学，再到黄宗羲为典型的“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明末清初儒学；而现代新儒家并非像他们自己所说，是接着宋明儒学讲的，实际上是对明末清初儒学的丰富和展开。从儒学形态的历史嬗变来探讨黄宗羲哲学，也许可商榷之处，但从中能够看到作者对黄宗羲哲学的研究确有相当深入的理论分析和不囿成说的新颖之处。

　　能够著书而立说者，一般来讲，都有比较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该书的“绪论”专门讨论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如何运用于黄宗羲哲学研究的问题。作者特别强调：“对中国哲学史作本土化理解，从而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中国’哲学史，而不是西方哲学史‘在中国’”；“我们应超越以西方哲学为蓝本‘解构’和‘重构’中国哲学的模式，而应在一般哲学学科的观念和规范下，以中国哲学的本土思维来开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就黄宗羲哲学研究的“本土化理解”、“本土思维”而言，需要关注中国古代哲学的地域性传统问题。首先，黄宗羲不仅是哲学大家，也是哲学史大家。他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是最早系统地研究宋元明时期哲学史的巨著。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其学派具有显著的地域性传统，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中国古代哲学自先秦诞生以来，诸子就有着不同的地域性传统。直至宋元明，其哲学的地域性传统表现得更为突出了。理学和心学的兴起、嬗变是这一时期哲学的主潮，而地域性传统则贯穿其间。《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就是主要以地域性学派为基干来展开叙述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就理学而言，较大的地域性学派有濂学（湖湘学）、洛学、关学、闽学、蜀学、婺学、河东之学、崇仁之学等；就心学而言，较大的地域性学派有象山之学（又称江西之学）、江门之学、姚江之学、王门后学七派（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王学）等；而对理学或心学持批判态度的哲学派别，也有不少呈现出地域性，如临川学派（荆公新学）、浙东事功学派（永嘉、永康学派）、东林学派等；还有其他一些较小的地域性学派，如槐堂诸儒、甬上四先生、金华朱学、四明朱学、金溪陆学、三原学派等。黄宗羲对上述地域性学派的宗旨即思想特征作了概括，由此呈现的理学和心学演进的历史图景是：在理学或心学的基调和底色上，并立着多元的地域性传统。这就是说，黄宗羲的哲学史研究也许可以使我们领悟到：重视地域性传统是以“本土化理解”、“本土思维”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题中之义。

　　其次，黄宗羲哲学本身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对此前辈学者已有揭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浙东学术》曾指出顾炎武和黄宗羲的“浙西之学”和“浙东之学”的地域性特征：“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后来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进一步说：“实斋与东原论学异同，溯而上之，即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之异同，其在清初则为亭林与梨洲；其在南宋，即朱陆之异同也。”以哲学来讲，如余英时的《论戴震和章学诚》所说“浙西之学的特色，实斋称之为‘博雅’，这是继承了朱子‘道问学’的传统”；而浙东贵专家的特征就是章学诚在上述文章中说的“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所谓“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意味着哲学与哲学史的互动。黄宗羲哲学的这一浙东学派传统，不仅影响到章学诚，而且影响到章太炎。这就是说，重视地域性传统的分析，也是以“本土化理解”、“本土思维”来研究黄宗羲哲学本身的题中之义。

　　即使撇开黄宗羲这一具体研究对象，就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而言，考察地域性传统对于以“本土化理解”、“本土思维”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仍至关重要。读《困境与转型》一书，使我学到了一些东西，也想到了一些问题。相信其他的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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