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声字在整个汉字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各个时期所占据的比重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追溯到最初成体系的甲骨文字，形声字就已占有相当的比重。“从甲骨文到现在使用的简化汉字，四千年来，形声字由20%增加到90%以上，这个事实最有力地说明了标音的形声字始终占着绝对的优势。”[1]由此对汉字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形声字的研究便一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

　　一、声符表义认识的深化

　　在早期的文字学研究中，主要认为形声字由两部分构成——形符和声符。形符表意，声符表音，各司其职，互不相涉。而实际上这种观点对声符功能的界定未免流于单一和片面。

　　后来随着对形声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至宋代，王圣美提出“右文说”理论。“右文说”的核心是“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这一理论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声符的表意性，开创了形声字声符表意的先河。但“右文说”理论也并不是毫无缺失，“从另一方面讲，这一学说的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它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往往不加分析地把声符带义现象说成‘只’、‘皆’，认为这是形声字造字的普遍规律，从而将形声系统与同源系统简单地等同起来了。同时，它把字源问题仅仅局限在形声字的声旁上，没有摆脱字形而求诸声音，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客观的语言实际出发，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继而，宋王观国、张世南对之有所发扬，宋元之际的戴侗从理论到实践提升了右文理论，使右文表义研究成了事实上的字族研究。到了清代，黄生、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郝懿行、钱绎、王筠、徐灏等人对字族或词族各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做出一定的贡献。近代以来，章太炎、刘师培、黄侃、梁启超、沈兼士、杨树达、黄永武等人都对字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尤其现代学者沈兼士在其《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中，对于右文理论的阐发可谓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堪称右文研究的'里程碑。

　　其后，王力、陆宗达、王宁等人虽致力于同源字和同源词等问题的研究，但其研究成果对我们从事的字族研究却也很有启发性。蔡永贵先生多年来潜心于“右文说”的研究，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右文说”新探》一文中提出了“母文说”，使我们对右文本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继而，又陆续经过《科学的右文说应该是母文说》、《论形声字的形成过程》、《汉字字族探论》等文章的探求，提出了“同族字”理论，并为字族下了一个全面而准确的定义。“在其后的教学和研究实践中，先生进一步指出，右文研究实质上是字族的研究，这使右文研究即形声字声符表意的研究迈出了新的一步。

　　二、汉字字族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汉字字族的研究是离不开形声字的发展的，字族的研究恰是基于形声字研究这一基础。为此，依据王国维《补高邮王氏说文谐声谱》选取《说文解字》中一系列形声字作为研究对象，在确定声符的本义并将词义引申发展的过程梳理清楚的基础上，对同声符的形声字进行系联，从字族的角度考察形声字声符表义的本质，并试图从所系联的一组组字族中总结汉字字族的类型和特点。

　　《说文解字》在文字学史上有很重要的价值，而形声字在汉字体系中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以《说文解字》中的形声字为语言材料来进行汉字字族的研究，无疑是一件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从理论意义看：汉字字族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动态中把握汉字的发展规律，探讨汉字发展过程中的层次性、系统性，揭示字与字的血缘关系和字族谱系。此外，汉字字族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汉字发展孳乳过程中的内在联系性，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汉字孳乳发展的内部规律，在动态发展中了解汉字，把握汉字。

　　此外，汉字字族研究也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首先，汉字字族研究，是据声符系联，将同声符的形声字系联到一起，从而来考求词义，这一方法恰可弥补《说文解字》据形系联，将同声符形声字分开训释的不足；有助于我们认识形声字的形成、发展过程；亦有助于明确汉字的性质和汉字的构形规律。

　　其次，汉字字族研究，对于文字训诂来说，有助于系联文字、考求字义，也有助于探求语源。而对于古文献中某些词义的训释，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由于假借、通假等文字现象的普遍存在，有碍于我们在阅读古书时正确地理解和通释文意。于此，我们恰可以利用字族理论，系联与之同声符的一组形声字，通过对这组形声字词义进行排比、归纳、分析，来确定某些词在具体文章具体语境中的具体含义。

　　再次，汉字字族研究，对于中学语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来说，此理论的运用，有利于提高汉字教学水平，使学生能够高效有理有据地学习和掌握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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