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我读了很久，期间中断了一段时间。搁置的那段时间，又添了许多新书，但想着这本书实在很不错，所以还是读完了。《南渡北归》系列总共有三本——《南渡》、《北归》和《离别》，是一幅恢宏的民国知识分子命运变迁的群像画，即群体人物传记。不同于一般的单个人物传记，这本书整体架构是时间轴，再在时间轴上“横切一刀”，把在横截面上要重点描写的人物作详细刻画，而该人物其他时间段上的经历一笔带过，等到写下一个横切面时，继续把之前的人物的经历“拎过来”接着写，所以在看单章的时候，思绪会稍有些散，只有把好几章看完以后，才能对一个人物的命运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北归》包含的历史时间段大致在1937年至1940年前后，但书中对于一些活跃于这段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的成长过程也着墨甚多，所以时间跨度很广。书中描写的主体是原本活跃于各地高校或研究机构、而战争爆发后，随着学校的迁移而辗转于全国多地的知识分子，比如王国维、赵元任、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等；描写的事件也基本与这群人相关。而对于当时的大环境，比如党争，比如战争本身，都只是点到即止；即使描写到，也只是为了刻画某个人物，所以书中内容看起来比较“纯粹”。书中容纳了大量的真实史料，这一点从每一章后面多达二十面的注释就可见一斑（全书共十一章）；注释的内容多是所描写人物的日记、书信、作品以及亲近之人的口述等，所以足以见书中对人物刻画时都是基于事实，而非信口雌黄。

　　书中的人物，大多活跃于这几个学术机构：北京大学（北大），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国立南开大学，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及其下属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在空间上着重描写的，主要有北京（当时的北平），长沙，昆明和四川南溪李庄等。

　　整本书的故事主线其实很简单：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城沦陷，于是原在北京的高校，以及南开大学和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昆明，共同组建成西南联合大学；后来战事恶化，昆明也遭到了严重袭击，于是西南联大及相关的人员和科研机构又被迫迁往四川李庄。但在这段时期之内，发生了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让人既感慨于山河破碎、人民命途多舛的凄凉，又感慨于这些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热爱，甚至要胜过对自己的生命；也正是这种热情，才让众多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免于战火的涂炭。

　　1937年的中国，遍地狼烟。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知识分子们也同样不能免于战争的苦难，诺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日本军队进攻北平和天津时，并没有顾忌城市中的高校，反而把炮口对准了这些地方。南开大学当时基本被炸成废墟，北大和清华校园里，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都在轰炸中飞灰湮灭。在迁往昆明时，各高校为了能在昆明继续教学研究，可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尽一切办法搬运教研物资。不仅是图书，当时自然科学中的动植物标本、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都纷纷从陆路、水路运往昆明，期间经历的艰辛不言自明，甚至还因为船翻了而使不能沾水的古籍损失了一部分，实在令人扼腕。当时日本空军在中国多地进行不加区分的大轰炸，百姓被炸死炸伤者不计其数，所以，书中对于师生跑警报、躲避轰炸有许多描写。第五章“弦诵在山城”和第十五章“国破花开溅泪流”里，刻画了当时昆明城频繁遭空袭时的众生百态。令人稍感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的是，一些学生因为“跑警报”（有日军飞机飞过城市上空时则拉响警报示意民众到城外或防空洞躲避）过于频繁而逐渐麻木，反其道而行之，趁着别人都去“跑警报”、室中无人时，尽情使用平常因为太稀缺而使用不上的资源，比如水；甚至还有年轻的学生们在跑警报时产生了感情，书中描写：“同学跑警报，成双成对者越来越多。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但这终究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挣扎于炮火中苦不堪言。眼见昆明也陷入战火，西南联大于是又被迫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在李庄，虽然相比于昆明，类似于炮轰这种苦难要减轻许多，但教学、研究和生活的条件也都十分艰苦。不论是粮食、医药还是衣物，都面临僧多粥少的窘境，大学的教室、宿舍和办公地点严重短缺，不论是当地学堂还是山头上的山寨，能征用的都被征用了，甚至“办公室”与牛棚仅一墙之隔，也根本没有挑剔的余地。以上写到的这些，只是艰苦环境的冰山一角，真的很难想象，当时的这些追求知识与真理的人们，是凭着怎样一种信念，在咬牙支撑着。

　　即便是环境这样恶劣，这群知识分子也始终潜心学术，甚至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过，在我国考古史上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掘工作，比如河南殷墟（甲骨文、彩陶与仰韶文化）遗址，山东济南城子崖（新石器时代的黑陶与龙山文化）遗址，以及对东北地区的“昂昂溪文化”的发掘考证工作等等，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时局动荡的环境下完成的。抗战爆发后，即便物资极度匮乏、身如浮萍漂泊不定，学术大家们也总是希望能在知识中获得些许慰藉。书中对于梁思成和陈寅恪都有较多的描写，这两人都展现出了对于“研究”的高度的热爱。抗战期间，梁思成一家为躲避战火而长途奔袭，原本就体弱多病的林徽因险些因肺病得不到救治而丢掉性命；逃难之时，即便再拮据、再疲惫，梁思成也始终把之前的研究成果——调查中国古建筑时留下的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和记录等，完好无损地带在身边，尽一切力量来完成自己的理想——编著《图像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陈寅恪就更是这样，1937年日军攻占北平城时，陈寅恪逃出城时，不带金银细软，却带了满满一汽车的书籍、手稿；而后辗转于多地，都不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抛弃。

　　这些把自己的研究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流亡的知识分子，实在是令人心生敬佩，也实在为他们多舛的命运感到叹息。国破家亡之时，武人血战沙场、保家卫国，而文人想要在书桌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是何等的艰难。并不是这些大师们“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国仇家难置之不理，而是他们觉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潜心学术、教书育人，也是对这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祖国做出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军人上阵杀敌，普通老百姓专注生产，知识分子专注于文化，这都是在各自的战场上保卫着国家，都有一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国家只有安定强大了，才能为生活在国家中的每一个人民都提供一片自由发展的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