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节目试水民生

　　近些年，社会经济大环境跌宕起伏，熟人社会被陌生人社会几近完全取代。在当下这样一个浮躁与焦虑、功利与消费纵横交错的时期，婚恋与就业问题的沉重性和直面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就更加凸显。这种社会现实为相关电视节目提供了持续的社会心理支撑和强烈的现实关注度。 一方面，社会转型呼唤媒体参与社会改革；另一方面，娱乐节目经由一次一次的娱乐狂潮将娱乐消费推向极致， 无厘头的自我游戏、故作矫情的主持嘲笑、窥视心理的情感娱乐泛滥。 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人道主义和社会责任感，在娱乐狂欢下逐渐衰微。 于是，不满于这种现状的人开始边看边骂，希望娱乐不仅仅是娱乐。 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曾说：“娱乐类电视节目做得不好是低俗， 是肤浅；做得好，是能够植入新闻和社会文化内涵的。 ”在大众文化、快餐文化、物质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负责任的电视人应当使电视节目真正回归它的社会本位，在构建社会文化中承担起引导者的责任。娱乐节目和社会责任并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概念。无论初衷是什么，在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非诚勿扰》在娱乐之中向民生社会热点问题出发，在娱乐性与社会性之间找到了结合点。此后不久，《非你莫属》等职场招聘节目也加入了其中。

　　娱乐节目对民生的贡献

　　《非诚勿扰》 节目官方宣称：“为您提供公开的婚恋交友平台，高质量的婚恋交友嘉宾，全新的婚恋交友模式”。 《非你莫属》的官方宣传词是：“为自己的职场生涯博出一条光明之路”。到目前为止，这些节目收视率、广告量和话语权的疯狂提升，表明：娱乐节目并非都是一碰严肃性强的社会问题就会“死”，而且这类节目在推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过程中，确实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为参与者解决了现实问题。急于找对象的人，在《非诚勿扰》中牵了手；想找工作的人，在《非你莫属》里谋到了职位。 这部分人虽然不多，但节目效果是最一目了然的。 节目搭建了一个展示平台，通过电视的广泛辐射力，间接地成为众多待业者和相亲者的行动指南和向导。节目通过精心设计的环节， 对应聘者或相亲者进行现场检阅，BOSS 团或者心理专家给予他们评价和建议， 招聘面试的过程被公开化为择业就业观的展示和较为专业的人力资源考评过程，相亲过程被电视化为婚恋价值观的表达和人际交友的选择过程。观众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更为可行的参照标准，指导自己的现实交往与工作。 如果说不能直接解决实际问题，但能够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参考或指导，这也是将社会问题进行电视娱乐化表现的重要意义。此类电视节目引发的收视狂潮也让人惊讶。《非诚勿扰》曾一举超过统治娱乐天下十年之久的《快乐大本营》，其影响力也由节目现场延伸到人们的实际生活方式改变之中。相亲不再被新时代的年轻人回避， 上电视求职的人也络绎不绝。随之而来的围绕婚恋、就业进行的伦理道德、社会思潮、媒介奇观的讨论与博弈，为转型期的中国的种种生活观念和心理变迁提供了一个最便捷的媒体窗口和社会学样本。

　　媒体关注民生，这本身就带有积极意义。但是，纵观此类节目的发展轨迹，似乎无一幸免，都伴随着“噱头大于实质”的批评，人们对其“民生”诉求总是心存质疑。在娱乐的外衣之下，节目真的在关怀民生吗？当收视率、广告量、知名度的提升带给制作方和参与方巨大利益之后，婚恋交友和求职的结果真的得到了关注吗？ 婚恋与求职如此具有严肃性的社会问题，真的能在疯狂的娱乐之下得到解决吗？

　　对民生问题严谨性的消解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探讨，首先要求媒体能够反映问题的真实现状，阐明各种因素的作用机理，然后找出问题的真正矛盾点，对症下药，这样才能给人们以理性的指导。 按照这个逻辑，更具严密理性逻辑的新闻类节目是解决民生问题首选的载体，而更多代表消费主义的娱乐节目则存在先天不足。优秀的真人秀节目， 常常是在遵循严格的生活逻辑的同时， 也在戏剧逻辑中求得冲突与娱乐的效果，在真实与虚构、 逻辑与戏剧的平衡之中展现独有的魅力。但是，在消费主义横扫千军的经济时代，媒体奉行高度的商业化原则，真人秀的生活逻辑在戏剧逻辑的过度放大之下逐渐被淹没了，话题性、戏剧性、娱乐性成了最抢眼的特点。 作为大众娱乐节目，必然要考虑如何吸引眼球、保证收视率，这是其生存之道。 《非诚勿扰》和《非你莫属》也不能超越这个范畴。 在《非诚勿扰》《非你莫属》中，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逐渐被模糊化，人们从节目中看到的并不是生活中真正意义的相亲或招聘，节目的坐标意义和指导价值自然就受限制了。过度娱乐化表达的危险，在于对社会问题严谨性的消解。 其表现是从嘉宾选择、规则设置、现场调度到剪辑制作，感性体验的满足取代了理性的展示与思考。

　　嘉宾成了表演者

　　由于嘉宾职业身份和背景的社会覆盖力和代表性较小，缩小了节目辐射生活的实际半径。 若想舞台效果好，节目的核心元素———嘉宾———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要能言善辩、表现力强；二要有个性，是媒体挑选出来的具有特定意义的“符号”。一份被公开的《非诚勿扰》 女嘉宾选择标准给我们提供了参照：“有特殊经历、情感故事者可优先考虑；职业类型比较特殊者可优先考虑；特别愿意表达自己、个性特殊、表现力超强者可优先考虑”。为了增强节目的看点，这些带有明显特质的人被放在了舞台上，不具有鲜明看点的人被挡在了节目的大门之外，舞台就成了容易出彩的少数人的秀场。 《非你莫属》的 BOSS 团嘉宾，在表达能力和广告投放量的要求之下，同样也出现了“以偏概全”的现象。 BOSS 所能提供的都是营销、传媒、编辑、人力资源等几个少数文科岗位，物理、数学、机械动力等占有就业市场半边天的理工科专业需求被隐性忽略掉了。

　　情境成了戏剧

　　戏剧性强成就了节目的精彩程度，但却消解了理性的选择与展示。 现实抉择中的条件与满足的关系，绝不等同于舞台上面的表现力与故事性。 肖建兵在《也谈如何理解真人秀节目的本质与特点》 一文中指出，中国观众对真人秀节目更希望看到的是“外在的”“直接表现”的冲突；真人秀最大的卖点就是“可视性和戏剧性”。创造戏剧般跌宕起伏的精彩效果，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这既要依赖节目环节与规则的设置，也要靠嘉宾在现场犀利的语言和行为表现来制造看点。《非诚勿扰》开场时 24 位配有时尚妆容服饰的女嘉宾闪亮登场，不似相亲，更像是一场美轮美奂的选美比赛。《非诚勿扰》和《非你莫属》都采用了“多对一”这种极具对抗性的格局，在一环又一环的规则中，在弱势与强势、选择与被选之间，不断产生强烈的冲突与变化，各种预想与结果在悬念里博弈着。但是，这种规则终究是游戏的或者说是戏剧的规则，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现实的求偶和求职的过程与真相。现实生活中男女双方怎么可能仅仅通过简单交流就牵手呢？真正的招聘中又有几个老板会因为应聘者“有故事”就给他工作呢？

　　秀场引来了畸变

　　此类节目不断制造出的话语奇观和个性奇观，将职场和相亲变成了形形色色人物的秀场。秀场是排斥平淡的，于是无论是节目制作方的刻意怂恿，还是许多嘉宾本身为了将“秀场”的效应尽可能延续到场外而为自己谋利， 个性和话语的特殊性都被无限放大。更为严重的是，为了“料”足、有看点，一些媒体人和想要“一夜成名”的嘉宾联合造假，精心炮制、故意炒作、任意媚俗甚至恶俗。“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里笑”，“真想拿鞭子抽你”，“闻都闻得出你身上有没有钱味”……诸如此类“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轮番上阵。 互相攻击或讥讽，言语新锐刺激，借助“拜金女”、“富二代”等热点撩拨观众情绪。在一些嘉宾借助“搏出位”的表现迅速成名之时，节目的价值观也就被扭曲了。另外，节目中一些话题人物的背景、表现与结局，都有明显经过刻意安排的嫌疑。 也不断有媒体爆料节目嘉宾身份造假的消息。 表演进入现场情境后， 人的内心冲突和社会的价值走向都被扭曲了，我们又怎能在《非你莫属》的招聘现场看到严肃和专业的人力资源选择过程呢？

　　结语

　　在消费主义文化之下，“真人秀”其实是被“真实”精心包装起来的具有特定规则的游戏与表演。相亲或者求职这个主题，“更适合被看作是节目借用的载体和故事线索”， 串联在这个线索上的娱乐元素才是节目的灵魂。相亲和求职都不再是节目的关键和终极目的，节目过程中的各个元素能否进行充分娱乐化的展开才是节目所追求的。观众被戏剧般的情节发展一次次推向情绪的高潮点，相亲和求职的结果又有谁会真正在意呢？ 上演的一出又一出华丽的真人秀，与真正需要关怀的“民生”这一实体内容又有多少关系呢？不可否认，《非诚勿扰》、《非你莫属》 所掀起的收视热潮，带给了观众心理上的慰藉和排遣，在娱乐化的新形式中满足了观众的感官愉悦。将社会问题以娱乐化的方式进行呈现与讨论，也增强了电视媒体的贴近性，增强了公众对于社会公共事务关注和参与的热情，并在一定程度上为问题的解决做了努力。 但是相对于收视率而言，这种收效是微乎其微的，并且对造假、炒作等不良现象坐视不管，这些问题所反映出来的公众媒体社会责任与道德的缺失，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与思考。

　　在大众文化扩散和唯收视率马首是瞻的今天，娱乐终究是浅表的、消费的，对严肃问题和参与社会深层次建构是起消解作用的。 以 《非诚勿扰》、《非你莫属》为代表的职场或婚恋题材娱乐节目，只是在诸多规制和发展瓶颈之下对出路的一种探索，挑战的是在信息时代媒体节目创新的极限和媒体社会功能的开发，但功能开发的效果是微弱的。 美国社会学者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已对这种现象表示了担心：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也有学者曾经告诫我们：娱乐本身是无足轻重的，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为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

　　对电视节目的娱乐化现象，我们要做的不应是过分苛责， 当然也不是放纵其肆意抛弃道德底线而不顾。 应当看到，这类节目在将社会问题进行娱乐化呈现时，在扩展娱乐功能向社会性、服务性方面转化所做的有益尝试。在社会经济转型、媒介转型时期，媒体角色的自我重审与定位调整，才是我们应当思考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