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对李流芳的人品及画品大加赞赏：“李孝廉长蘅，清修素心人也……长蘅以山水擅长，余所服膺，乃其写生，又有别趣。如此册者，竹石花卉之类，无所不备，逸气飞动。嗟嗟！其人千古，其技千古。”④可见评价之高。明清之际，除董其昌之外，大家对于李流芳的评价都相当高，这可在明清人的画评以及题跋中有所体现。但是，近百年来，李流芳却渐渐被人们遗忘，究其原因，是李流芳始终被笼罩在董其昌的光环之下，相对于董其昌而言，李流芳是一个纯粹的绘画实践者，他对董其昌的画学思想大多数都是认同的，这在他的绘画题跋以及绘画实践中可见一斑。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结合他的绘画，我们能够更深层次地了解他，并肯定其绘画成就及历史地位。

　　师古人亦师造化

　　李流芳与董其昌无论在艺术理念上，还是在具体画法上，两者都有着无法割舍的血脉关联。他们都主张在师古的同时也要师造化。首先，在如何师古的问题上，李流芳与董其昌的认识是相同的。李流芳主张博采众长、不求形似，反对一味摹古。他在《为与游题画册》中称：“余画无师承，又喜临摹古人，如此册子，荆、关、董、巨、二米、两赵无所不效，然求其似之谓也，子久、仲圭学董、巨，元镇学荆、关，彦敬学二米，然亦成其为元镇、子久、仲圭、彦敬而已，何必如今之临摹古人哉！”⑤李流芳所处时代临古之风盛行，画家大都对古人亦步亦趋，这种对待传统的态度，李流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谓稍存笔墨之性，不复寄人篱壁，但当世耳食者多，识真者少，聊借千载上诸君之名，以恐喝之。效颦学步，非予本性，令摹古者见之，当为一笑。然后世有知此道者，亦或相赏形似之外耳。”⑥董其昌亦有类似的言论：“巨然学北苑，元章学北苑，子久学北苑，倪迁学北苑，一北苑耳，而各不相似，他人为之，与临本同，若之何能传世也。”⑦从前人师古的经验可以看出，每个人对同一临本的感悟不同就会呈现不同的绘画面貌，自我感受在临摹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不要受到形似的限制。他们的主张在当时摹古风气甚浓而毫无生气的时代，无疑是推动绘画发展的新思潮。其次，在如何师造化的问题上，董其昌认为：“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每朝看云气变幻，绝近画中山。”⑧他还说：“绘画之事，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恍惚变幻，象其物宜。”⑨李流芳也曾说“然余画无本，大都得之西湖山水为多，笔墨气韵间或肖之，但不能名之为某山、某寺、某溪、某洞耳……大都常游之境，恍惚在目，执笔追之，则已逝矣。强而名之日某山、某寺、某溪、某洞，亦取其意可尔，似与不似，当置之勿论也”。⑩李流芳与董其昌的绘画都从真山水中来，采取的都是目识心记的方法，将自然山水心摹手追，提炼为绘画作品，“笔墨气韵间或肖之”，从而与真山水拉开距离。

　　画必此诗，岂复有画耶

　　绘画与诗歌本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绘画为造型艺术，而诗歌与音乐一样同为时间艺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却在基本精神上有相通之处。“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苏轼一语道破了诗歌与绘画间共同的本质。宁静、幽远而丰富的自然山水既是诗的表现对象，也是绘画的表现题材，山水“质有而趣灵”，人们在世俗中生活，渴望自然山水中的那份纯洁与宁静。在诗与画的关系中，董其昌更多地是继承了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观点，他在绘画实践中自觉地追求“诗意”“余以辛卯之秋游武夷，曾为《二窝二律诗》，独未图耳。今见逊之此图，追踪子久，烟云奔放，林麓深密，实为画中诗。”⑾他又在《画旨》中说：“水作罗浮磬，山鸣于阗钟，此太白诗，何必右丞诗中画也？画中欲收钟磬不可得！”⑿绘画只适宜描绘眼睛所见到的具体事物，却很难表现听觉、嗅觉、味觉等感觉体验。董其昌认识到不是所有的诗都能用绘画表现出来，可惜却没有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阐述。在这一问题上，李流芳要比董其昌认识得更深刻，他在注重诗意表达的同时也发现了诗歌与绘画的内在差异，诗歌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转化为绘画，《自怡悦斋书画录》中记载了李流芳的一段画论：“淑士在山中，取唐宋人小诗闲适者，属余书一素屏，犹以卷舒不便，因作册子书前诗，又令以诗意作小景。夫诗中意有可画者，有必不可画者。‘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画必此诗，岂复有画耶？余画会之诗总不似，然亦何必其似？似诗亦不似画矣，岂画之罪欤？”⒀李流芳的“画必此诗，岂复有画耶”，无疑是对宋代以来传统诗画关系认识的一种反驳，两种艺术形态都有其各自的构成规律。虽然它们之间在境界上是相通的，但如果刻意为之，就失去了“画中有诗”的本意，“似诗亦不似画矣”。

　　气韵苍莽、水墨淋漓

　　北宋的郭若虚把绘画称为“心印”，并称“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⒁气韵的生动与否关乎人品，而所谓的“人品”即人的学问、修养。李流芳在《檀园集》中指出：“书画本高人之事，非读书万卷，胸中笔下无半点尘俗者不能工”。⒂儒家以“修身为本”，读书可以使胸次高朗、淡泊名利，能陶养出超然世俗的情怀，能“胸中笔下无半点尘俗”，这也是文人画与画工画的本质区别。董其昌更进一步指出：“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⒃

　　董其昌认为，要达到气韵生动，必需做到两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就是艺术家要对传统文化有全面的把握，做到这一点也就“脱去尘浊”。行万里路就是要师法自然，只有这样“自然丘壑内营”，才能随手写出。对于“气韵”一词，董其昌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李流芳虽然没有理论的阐释，但是我们可以从其绘画中看到气韵兼备的效果。荆浩在《笔法记》中说“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所谓“气”乃阳刚之美，在山水画中则表现为“气势”“山水之象，气势相生”。所谓“韵”即阴柔之美，清雅脱俗，淡逸而幽远。气与韵同时并举，则刚柔相济。倘若偏于“气”则失之刚硬而有纵横习气，偏于“韵”则失之纤媚而流于俗。董其昌将“气韵”一词只当“韵”来体会，因此，以“淡”字作“气韵”的内容，其绘画风格也是淡的，徐复观认为“顺乎万物自然之性，而不加以人工矫饰之力，此之谓淡”，⒄他还指出“以淡为韵的后面，则是以清为韵，以远为韵；并且以虚以无为韵。这是庄子的艺术精神，落实于绘画之上，必然地到达点。”⒅董其昌对倪瓒的作品十分推崇且极力模仿，并自谓深得云林之精髓，他的画平淡温和，以柔媚为尚，多是单墨轻染着色，有一股清丽润泽之气。

　　李流芳的绘画大致可分为早期的荒寒幽远、若淡若疏一路和晚期的气韵苍莽、水墨淋漓一路。这个分期大致以48岁为分界线，他的早期绘画显然受到董其昌的深刻影响，以“淡”为宗，构图严谨，笔法工细，以淡墨写出，如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长林丰草图》。他还曾仿过董其昌的山水图（藏于故宫博物院），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流芳是完全遵循董其昌的绘画思想的。然而，到了晚年，李流芳追随吴镇的风格，用墨浓密润泽，力遒而韵雅。清人奚冈题《山水册》云：“不特命笔设思超逸绝尘，而寸幅之间，能具千里之势，尤可贵也”；陈继儒跋《松壑清游图卷》“长蘅初弄山川仅游戏耳！顷见此卷，真得董巨三穞。山谷论书画以沉着痛快为宗，东坡题道子吴生下笔气以吞，长蘅足以当之，由其胸中有万卷书助其羽翅故也”；近代书画家、鉴赏家吴湖帆也曾在跋《仿倪云林山水图》中惋惜地说：“李檀园拜向仲圭石田，丘壑简而气最雄，惜未登大年。”如果说，李流芳早期作品以韵胜，则他的晚年作品沉着痛快、气韵兼备。这种“千里之势”“沉着痛快”“下笔气以吞”“气最雄”的笔势、笔力在董其昌的绘画作品中是很难寻觅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