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的危机

时间：2021-08-31

试论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的危机

　　１９９２年７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第八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上，反响最强、影响最大的大会发言，要数世界比较和国际教育学会（ＣＩＥＳ）主席、世界银行高级官员海纳曼（Sterhen.Heyneman）博士的题为“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的危机(Educational Quality and the Crisis of Eduational Research)）”的中心发言。海纳曼从比较教育学者与“世行”官员双重身份的角度，阐述了他个人对当前世界教育质量危机与教育研究危机的看法。尽管某些观点有些偏激，但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作为这次大会的参加者，我现在把他这次演讲的一些主要观点介绍给大家，以期我们在当前国际教育研究危机的成因分析上也达成某种“共识”。

　　一、教育质量的危机

　　海纳曼认为：教育质量的危机目前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但是，人们对危机的成因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对这种危机所表示的担忧，也往往因人而异。政治家和企业家关注的是：在教育滑坡的情况下，他们的国家如何在经济上获得竞争力；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关注的是诸如课堂管理、学生纪律和课程逻辑性此类的教育内部问题与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而学生家长担忧的是：在日趋复杂、不断变化的职业世界中，他们孩子的个人机会与前途。

　　对教育质量危机的担忧，也往往因地而异。在美国，人们主要担心的是学校课程选择上的过度自由，因为课堂上过多的文化和个人需求使学生在基础知识和技能上准备不足。在日本，人们担心的是年轻人适应未来世界的能力。因为正在走向世界的日本要求年轻人在观念、语言与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所准备，以适应未来的新角色；但是，人们担心这种着眼于未来世界的学校课程能否继续保留日本文化传统中的基本要素。在发展中国家，人们主要担忧的是教育经费不足，因为许多国家维持学校教育的能力正在下降。在中欧、东欧和前苏联，人们担忧的是共同目标的丧失，因为计划经济的放弃与意识形态的开放使国家的目标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在教育充满危机，人们对此忧心重重的今天，海纳曼认为，我们作为专业教育工作者，有义务回答政治家、企业家和学生家长提出的一系列日趋强烈的质疑—一“我们的学校事实上到底有多好？”“年轻人被培训得有多好？”“学校被管理得有多好？”“与其他地方相比，我们这儿的学校有多好？”

　　二、教育研究的国际危机

　　海纳曼认为，对前面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尚无充分的答案，这反映了当前教育研究中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但反映在对自己学校教育的充分描述上，还反映在对教育问题的充分研究和对所需教育经费的准确估计上。他从自己作为“世行”负责教育事务的官员之经历，例举了提高全球教育质量必需的描述性研究中存的一些问题。他谈到，对世界各国教育状况的了解和把握，我们做的甚至还不如２０年以前。在非洲有些地区，我们正在失去对以下情况的了解：入学率、教师报酬、课本和其他教学资料的使用情况。我们对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地学校教育的描述性研究也不如以前。国际社会在提高全球教育质量方面所作的努力，也不如２０年以前。海纳曼谈到，与２０年前相比，我们现在甚至“没有更好、更认真和更加综合的培训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资料室在提供技术性帮助方面的能力也在下降。在６０年代，这个统计资料室在各国逐一地举办培训专题研讨会，召集各国主管统计的官员来巴黎教科文总部就教育统计的程序和方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但是，这种有益的实践现在停止了。今天这个办公室几乎难以掌握大量的原始统计资料，更不能控制送来资料的'质量。教育信息准确性的下降，使我们对各国送来的统计资料所具有代表性开始产生怀疑。

　　当然，海纳曼博士并没有否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美国国际开发署（ＵＳＡＩＤ）、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ＩＥＡ）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所作的努力与所取取得的成绩。但是，他认为，就总体而言，目前国际教育研究的质量状况，与今天学校教育中出现的那些问题的深度和紧迫程度极不相符的。

　　他指出，如果我们是医生，在不充分了解自己病人病情的情况下，我们是无法确诊的，更不用说开出“对症”的良方。同理，假如我们是医生，我们便会呼吁社会关注目前的健康危机，会诚实地面对公众，承认我们眼下尚缺“确诊”所需的信息，并会反对任何对背景无知的官方革新措施或“治疗方案”。所以，什么我们教育工作者就不能象医生那样做呢？

　　三、危机的原因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海纳曼认为，教育研究的危机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缺乏足够的科研经费；二是对教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缺乏专业共识。这两个原因是相互联系的。

　　１、经费不足

　　就全球而言，教育研究经费的分配是极不平衡的。在美国，分配到的教育研究经费，是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倍。因而就有人说，要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教育研究的趋势，只要了解美国就行了。但是，即使在美国，教育研究经费多年来也一直以“不足”与“减少”为特征的。在８０年代，用于其他方面的联邦研究与开发经费增加了约２５％，而用于教育研究的经费却减少了１／３。目前的年教育研究的经费总额，只是年教育经费总额的０．０００３％。海纳曼认为，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在一些私营大公司，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一般要占到其业务费用的１６－２８％。而且，基金会和其他非政府机构也很少参与教育研究。最近由美国国立教育科学院（ＮＡＥ）主持的一项对２８家主要基金会的调查表明：这些基金会用于教育研究目的的经费，还没达到其总拨款的４％。美国联邦政府，尽管对教育质量在政治上表示出了极大关注，但是，联邦政府在财政上对现在至２０００年教育研究和开发的总投入还不如对一种新型轰炸机的开发研究的投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ＮＩＨ）在１９９２财政年度用于抗癌药物研究开发的经费，竟比以后１５年教育研究与开发的总投入还要多。为此，海纳曼提出了一连串引人深思的问题：发生在美国的这些例子是否只是了孤立的社会现象？有哪一个国家对教育研究的投入会象对公共卫生或国防研究的投入一样？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与其他领域相比对教育研究的资助是如此之少？为什么当对教育的政治关注正在增强时对教育研究的财政支持却在减弱呢？既然各国政府都把教育问题列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之一，那么就为什么不能以对健康、国防同样的关注率重视（解决这些教育问题所必需的）教育研究呢？海纳曼认为，这些问题部分应该归因于我们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性质。事实上，寻找医治“无知”的良方毕竟不同于寻求医治疾病的良方，这是其一；其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涉及人口１／３的教育系统要比一种微机新产品复杂得多，甚至要比一次宇宙航行的使命复杂得多；其三，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出发点不同，因此他们的看法难免有些偏面，而且他们提出的教改方案往往过于平庸，缺乏新意或是自相矛盾。海纳曼认为，即便以上这些都是事实，也不能成为教育研究应该被忽视的理由；也不能成为教育研究工作应该如此低水准、低效率的理由。

　　２、缺乏共识

　　海纳曼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部分在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教育学术界内部，不仅至今不能在较多的教育研究重点上达成共识，而且我们当中甚至还有人对教育研究的积极作用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我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不能应用于我们设想中的既定方向，就会有害于学生，因而反对对教育研究的更多投入。海纳曼认为，目前教育学术界内部在教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上的分歧，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除非解决问题的办法由当地文化教育当局“自主产生”，否则任何教育问题的解决办法都不会是可行的。持这一观点的，大多是一些“民族统一主义者（irrentists）”。第二种观点认为，对当前的教育问题，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现成的答案，如教育技术、单元学习、管理信息系统、远距离教学、非集权化等等；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那些相信以单一方法解决问题的专家（SingleSolutionSpecialists）。第三种观点认为，强调普遍性的优秀标准的经验性研究，违背复杂的自然属性，这在政治上也往往难以被接受，因为这种研究把教育研究机构置于一种不利的边缘。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那些“共同参与论者”。持第四种观点的，是那些相信社会科学绝对解释的“模式”塑造者（modellers）。海纳曼认为，正是教育研究目的意义上的这种分歧，使目前的教育学术界犹如四面临敌而受惊的兔子，呆在原地，不知所措。对教育学术界这种无休止的无谓争论，政治家们早已感到厌倦，他们对那些在基本原则上不能有达成共识的专业或行业往往不予重视。政治家们这样做，也不无道理。因此，我们自己应对目前教育研究经费上的“贫困”负有相当的责任。

　　四、危机的对策

　　既然我们了解了教育研究危机的原因，我们就可以采取对策了。海纳曼认为，首先，我们应该大家赞同“应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其次，我们应该赞同一份最低限度的教育信息目录与具体提供这类信息的方法；再次，我们应该共同承认以下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目前的教育信息水平是不充分的，教育信息系统的维持能力正在下降；我们应该共同认识到，如果没有最低水平的教育支持，在世界上是无法出现经济与社会和协地相互作用。那么，什么是最低水平的教育支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信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充分水平的技术帮助是什么？这种帮助应以哪种形式出现？参与这项工作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国际机构或双边机构呢？除了上面提到的基本描述性信息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样的研究问题应该得到解答？教育研究的经费来源在哪里？这些都是目前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最后，海纳曼博士谈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寻常的社会环境之中，我们对教育问题的关注程度正在日益上升，但我们对教育的了解水平却在不断下降。我们内部在取得专业共识方面一直没有结果，并且这种共识的缺乏使我们自己在自治上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如果我们没有充分的准确信息，没有充分的教育研究，我们将无法改善教育质量的状况；而教育研究本身的危机，部分是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解决的；这种自身努力，就是教育学术界内部今天尽快地在一些基本原则上达成专业共识。

　　笔者认为，海纳爱博士的这些观点，鲜明、尖锐。他对教育研究危机成因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他有关教育学术界应早日在一些基本原则上达成专业共识，以在政治上争取政治家和社会对教育研究的高度重视与在财政上争取政府和企业界充分支持的主张。在各国财政状况普遍紧张的今天，这一主张不失为一种有所作为、现实可行的积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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