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手抄报

时间:202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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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哲学使命

  中国古代哲人,脱胎于巫史。经过“绝地天通”、“武王克商”和“怨天尤人”等几个历史具体事件,天命神学的信仰体系逐步动摇,直至崩溃。作为中国哲学开端的几个标志性事件,叔兴论“阴阳”“吉凶”,伯阳父论“地震”,史伯论“和同”,史墨论“陪贰”,都是周天子或诸候国君的史官、大夫们解释自然或社会现象。在这里,旧式的巫史一变而为新式的哲人,最容易给出宗教神学解释的巫史们,却抛弃了依赖卜筮的专业手段,不再诉诸鬼神天帝,而是试图用理性给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宣告了中国文化从宗教母体中的突破,宣告了中国哲学-思想这一崭新文化样式的诞生。由于他们身为巫史的独特身份,他们虽有闲暇,但却不是追求纯粹知识的“爱智者”,他们也解释自然现象,但关心的重心却总在于人事,“推明天道”的目的,无非是为“人事”给出一个较为圆满的解释系统,以解决在宗教天命观念坍塌之后思维世界中无法可依的彷徨。

  中国哲人出现的具体历史机缘,既造就了中国哲学的性格,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个性。中国哲人的“推天道以明人事”,使得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入世品格;中国哲学关心的重心在于人事,使得中国哲人总是饱含忧患。“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易传》作者对前人哲理作品中巫史性格的会心体认。另一方面,古代的中国人又富于理论思维传统,他们虽然关心的重心在于人伦日用,但他们总是寻求世俗生活的超越根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古代哲人的学术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古代哲人的自觉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