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曾说过这样两句话：“旧诗靠打扮，新诗靠本色。”

　　旧诗的光彩是否都靠“打扮”，这里我们姑且不谈论，而“新诗靠本色”却的确如此。郭沫若当初说话的意思与后来别人对此话的解释，都重在新诗与旧诗艺术形式的区别。

　　但是，笔者认为，新诗“本色”，关键还在于诗人的本色，诗人的人格、人品、思想、感情的本色。新诗的感情境界是诗人精神世界的凝缩与感性显现，“直抒胸臆”诗中表现“我”比“托物寓情”诗中的“有我”，“我”的形象更为醒目，这样，不能不说：新诗的本色美，其内蕴就是诗人的本色美。

　　新诗表现诗人的本色美，也并不是要求诗人在许多诗歌作品中的感情境界划一，感情境界亦可大可小，可深可浅，他有的诗歌具有一种崇高美，别的一些诗歌也可以表现轻柔美；他长于对英雄业绩的讴歌，也可以善于表现对小花小草的独特的感受，只要他的精神世界与审美意识不发生变异，不同境界的诗歌恰好表现他“本色”的丰富多彩与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任何一个诗人，只要他的精神世界是由真、善、美主宰着的，那他的任何一首诗歌的感情境界，必然呈现出一个真、善、美的氛围，即使这首诗歌使人读后没有精神昂奋之感，只给人一点美的享受，一样有存在的价值。

　　司马迁曾这样评价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这些话很精辟地阐述了诗人思想品质与作品表现之间的关系，对于今天的诗人也颇有启示意义。

　　今天的时代，更要求诗人有一个健康、明朗、开放的精神世界，又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变化，人们精神面貌的不断更新，不断地开拓、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并且在创作时又有净化和升华自己精神世界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精神世界在每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瞬间所呈现的特殊的形态，这就不得不强调一下诗人的“诗外”功夫。

　　诗人应该要能够正确地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经常能动地协调时代与“我”的关系，“我”与大众的关系。当然，这也应该注意正确处理创作过程中“情”与“理”的关系。正确的思想意识只能悄悄地渗透到诗人的感情之中，对感情的净化与升华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盐入水，但识盐味而不见盐粒何在；寓理于情，以情感人。如果理胜于情，以理念入诗又图解理念，一首诗歌纵然有一些极为正确的思想，“有格而无情”，恰恰又把诗歌的艺术境界从根本上、实际上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