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译者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译者的选择性、译者的理解和表达以及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这三方面。本文通过古典诗歌的两个具体译例进行分析，说明译者主体性在诗歌翻译中所发挥的作用，并给译者以更合适的定位。

　　关键词:中国古诗;翻译;译者主体性;创造性叛逆

　　一、译者主体性确立

　　早在西方翻译《圣经》的时候，译者是绝对地顺从原作和原作者，“唯原作者是从”。译者完全隐藏在译作的背后，是没有思想和灵魂的隐形人。

　　中国佛经的最早翻译莫不如是。中国的老一代翻译家郭沫若曾主张要尊重原作这一“处女”，同时要遏制译者这一“媒婆”。[1]虽说翻译者是带着脚镣的舞者，但翻译之舞也要跳得有声有色有韵味;译者绝不是乏味的简单的文字复制者和“传声筒”。

　　随着解构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逐渐地在翻译的过程中体现出来。韦努蒂认为:“在翻译中要求译者隐身是错误的:译者在译文中不能隐身，而应当有形可见”。[2]译者首先作为读者，对原作加以解读和理解;其次，译者作为译作的翻译者和“创作者”，在翻译的全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都是不可或缺的。

　　二、译者主体性在诗歌翻译中的体现诗歌作为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的文学形式，具有语言简洁凝练、意象丰富、富于音韵变化的特点。译者在翻译诗歌的时候，考虑到译文读者的语言和文化差异，通常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其主体性。

　　(一)译者的选择性

　　译者的选择性首先体现在文本的选择上，译者选择此文本而非彼文本就是译者主体性的一个体现。译者的翻译目的、个人兴趣和经历都会对其文本的选择产生影响。其次，译者在文本翻译时遣词用字、押韵形式、意象再现等均是主体性的另一个体现。第三，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也是主体性体现:是归化还是异化，是直译还是意译;译诗的风格和原诗的风格保持一致还是另具特色。译者不仅选择了文本，还对翻译过程中遇到每一个细节作出判断和选择。

　　(二)译者的理解与表达

　　译者对文本的理解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客观性存在于尊重源语文本，主观性存在于对源语文本的解读。有1 000个读者就有1 000种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的形象的解读。对于诗歌的解读也存在着个人的主观判断和理解。

　　在理解基础上的表达也会因译者的不同而有区别。脍炙人口的《江雪》一诗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翻译版本，这是因为译者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方法，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标准，而使得翻译出来的译文有差别。

　　(三)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谢天振在《译介学》中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3]由于受源语诗歌中意美、音美和形美的局限，译者在翻译诗歌时其主观创造性的发挥体现的最为明显。

　　三、译者主体性在诗歌译例中的分析译例一: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原文如下: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Giles的译文为:

　　On this day last year what a party were wePink cheeks and pink peach———blossomsSmile upon me;

　　But alas the pink cheeks are now far away，Though the peach blossoms smile as they smiledthat day.[4]原诗由四句组成，每句七个字，形式对仗工整。此诗压韵是:(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原诗利用“中”、“红”和“风”的韵母相同和相似押尾韵，以造成句子回环往复的音韵效果。

　　Giles在理解和解读原诗后，打破了原诗的对仗形式，采用散文诗式的形式进行翻译。在音韵上原诗用的是一元韵式，而译诗采用二元韵式，用“we”，“me”，“away”和“day”押的是aabb的尾韵。虽然和原文的字数、韵脚没有一一对应，但译得自然流畅，有破有立，充分发挥出译者的主体性。译诗也更易为译语读者所接受。

　　译例二:

　　苏东坡《西江月咏梅》中的最后两句: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句末作者自注:“诗人王昌龄梦中作《梅花》诗云:“落落寞寞路人分，梦中唤作梨花云。”苏轼反用其义，指梅花独开独谢的高洁。该句话的意思是:梅花的高洁情操已随着清晨的晓雾一同散去，不屑与梨花一同入梦。该句诗歌意境高远，要把诗歌的意境在译语中传达出来，往往依靠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林语堂在翻译该诗词的时候，指出意境的翻译最难，并指明:“意境的译法，专在用字传神”。林语堂的译文如下:Flesh of snow，bones of jade，Dream thy dreams，peerless one，Not for this world thou art made.[5]林语堂在翻译时的用字并没有忠实于原文，但所寄予的寓意则是相同的。这种译者的创造叛逆已经把原文的意境充分的表达出来。如果没有这种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译语读者也很难享受到如此贴近原诗的意境。

　　总之，在尊重原诗的基础上，必须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进而弥补诗歌翻译中的局限性和不可译性。

　　参考文献:

　　[1]郭沫若.论诗三扎之余[C]//.罗新璋.翻译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常青.中国古诗的可译性限度与创造性叛逆[J].辽宁医学院学报，2009，(3):106-108.

　　[5]林语堂.论译诗[C]//.海岸选编，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