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过了下班高峰期，可是宜昌东山隧道里依然被大小车辆堵得满满当当的，坐在车上的老唐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晚上七点差十分了，说好的在夷陵饭店请应城来的几位朋友吃饭，结果却被堵在这里。就不得不掏出手机给朋友表示歉意，还会在电话里自嘲地说笑话：“北京都成了首堵，宜昌这座拼命想做大做强的城市肯定会堵车的，不然怎么展现大城风范呢？”

　　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叫人莫名其妙、啼笑皆非的地方，明明是经济严峻、信心指数下滑，却被说成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一线城市的房价一飞冲天、涨幅惊人，不得不出台了若干限购措施，其实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其实只需要紧缩对房地产商的信贷和加大商业用地的挂牌这两点就能让楼市一落千丈却偏偏不做，这就是立场不同、思维也不一样。

　　就拿宜昌新建成的那座长江大桥一样，原来公认的“庙嘴”却被领导拍脑袋决定改为“至喜”，说是显得很吉利，殊不知至喜的谐音却是“窒息”？就拿这座城市的交通而言，中心城区本来就被自然地形压缩在一条窄长的江边地带，可是在各地纷纷拆除好看不中用的BRT的时候，东山大道的改造却偏偏选择建造BRT而不是大家期待的高架桥以形成新的高速通道；中心城区的道路早就被日益增加的私家车挤得满满当当，偏远的市郊却横七竖八的建起了无数条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过率寥寥无几，却不知道研讨开发区与中心城区的畅通难题，也不知道多架几座立交桥，其中的猫腻谁都看得明明白白。

　　这个胖胖的有着一个大大的啤酒肚的老唐是一个很精明的生意人，在区办企业蒸蒸日上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勇敢的从大集体跳槽，从那家厂里的销售科长做起，一直做到厂长和公司老总；敏锐地察觉到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外资和外企对国有企业的巨大冲击，毅然而然的又选择了离职，成立了自己的民营公司；看到了沿海一带逐渐蔓延的倒闭潮，就知道制造业的冬天来临，抢先一步关闭了公司，清盘走人，也就再一次躲过了一劫。古人说得多好：“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不过直到如今，老唐依然很怀恋当年在那家企业那些热火朝天搞建设、齐心合力促生产的日日夜夜，那个时候，沙河的那座面积数十亩的厂区刚刚建成，五层的办公大楼，三栋并排而建的标准厂房，车辆穿梭、机声隆隆、业务饱满、生产正酣；那个时候，现在香格里拉小区位于西陵二路与樵湖岭路交汇处的那栋原来叉车厂宿舍楼的一层有一半是属于他们公司的，珍珠路国家电力营业部旁边那栋大楼的一楼门面也几乎全是属于他们的。

　　那个时候老唐忙得很，一上班就拉起正在美滋滋的趴在公司办公桌上过早的念时就往外走，告诉他得跟着他到武钢去一趟，念时挣扎着站住脚：“唐老鸭，搞清楚一点行不行？昨天半夜我才从通山回来，让我喘口气、歇一歇行不行？”

　　“不行！”老唐和他的几个同事七手八脚的把念时推进了那辆刚刚大修过的双排座货车上： “谁叫你和武钢设计院的周工是好朋友呢？人家点名道姓要请你喝酒！”

　　什么叫胳膊拧不过大腿？什么叫寡不敌众？那个同样很忙碌、刚刚回到宜昌的念时最终还是不得不在老唐和其他两个同事的劫持下坐上车前往武汉。开车的那个帅帅的小郭用点烟器给一百个不情愿的念时点上一支烟，笑嘻嘻的说道：“王哥，等到了武汉，他们去谈生意，我陪着你去书店淘书去！”

　　老唐就给了小郭一巴掌：“看着点路，你这个开飞机的，这里还是城里！”

　　好不容易等到前方的车开始慢慢一点点的向前走走停停了，想起了当年往事的老唐在车后排深深的叹了一口气：现在也算得上有钱了，可生活却没有从前那么丰富多彩了。